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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公安部交管局消息，2019年上半年全國共查處酒駕醉駕90.1萬起，其中醉駕17.7萬起。因酒駕醉駕交通事故1525起，造成1674人死亡。（2019年7月24日人民網）

僅僅半年時間就發生醉駕17.7萬起，初步計算一年就是36萬起，這個數字非常驚人。也就是可以簡單地推算，自此醉駕入刑后，一年就有36萬人因醉駕而成為犯罪分子。

這個數目如果對照最高人民法院的2018年工作報告，2013—2017五年間全國審結的一審刑事案件是548.9萬起，判處罪犯607萬人。

如果將醉駕人數乘以5，你就大約能估算出醉駕犯罪在目前整體刑事案件中的所占比重。

醉駕入刑的比例真的是越高越好么？

于是問題就此進一步產生，醉駕要入刑，酒駕給予治安處罰，我們目前的法律不可謂處罰不嚴厲，那為什么有這么多司機公然置國法于不顧？

其實，如果按法學界通行的犯罪黑數理論（大多數犯罪行為并沒有被發現或者被刑事追究，一般來說，國際通行的理論認為，犯罪實際發生率與發現率比例為4：1），如果這樣算來，每年我國將有醉駕人員約144萬，這就更可怕了，他們怎么就敢公然踐踏法律？

一者罪駕入刑法理基礎不充分。罪駕入刑是危險犯，而危險犯一般認為與犯罪發生概率有關。酒駕醉駕90.1萬起造成1674人死亡，比例大約為萬分之18，百分之零點二，這樣的危險系列明顯偏低。

二者罪駕入刑效果不明顯。我們知道，法律有指引、教育、評價、強制、懲處等功能。醉駕入刑，本意就是通過刑罰這種懲罰手段，引導民眾“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目前看，這樣的教育是深入人心，似乎婦孺皆知，但事實上2019年上半年全國共查處酒駕醉駕90.1萬起說明這種效果不容樂觀。如果按犯罪黑數理論，全年大約有720萬起醉駕酒駕發生，豈不更驚人？

三者罪駕入刑懲罰效果不好。目前大多數醉駕判決結果基本上都是緩刑或者拘役，大多數要適用社區矯正。從社區矯正管理角度看，這類人群往往對犯罪嚴重后果認識不足，認為自己不過是喝了杯酒又沒有出事，判刑是國家“高射炮打蚊子”，是重刑主義的體現。本來是個良民，因為愛喝酒，酒后成了犯罪分子，思想上有抵觸情緒。

四者假設醉駕不入刑，但對“因酒駕醉駕交通事故1525起”案件仍然可以適用交通肇事、危險駕駛等罪名入罪，并不會導致這些行為人逃之夭夭，不受國法懲處。

五者因為只為喝酒后開車就入罪似乎失之嚴苛。中國是個向來無酒不歡的國度，而且主張“朋友來了有好酒”，有喜事就喝酒，如2018年6月14日世界杯開幕當天全國就查處酒駕醉駕2200起，難道說除了入刑就沒有其他懲罰替代方式么？何況這種懲罰效果還不明顯。

醉駕入刑快10年了，是不是應該從法學理論以及司法實踐上探討一下其合法性和合理性？我不是刑法學者，我只是個人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