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要旨

對于非上市公司簽訂的未經公司機關決議的擔保合同，可以從案涉交易背景、公司股東和董事對擔保合同的起草簽訂履行過程的知曉及參與程度、擔保合同內容是否損害公司及其全體股東利益等方面進行綜合考察，認定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義簽訂對外擔保合同是否系公司真實意思表示，進而判斷該公司對外擔保合同的效力。

【案情】

2015年，某管理公司和某有限合伙企業分別與資產管理人簽訂了《資產管理合同》，某管理公司出資4億元認購資產管理計劃A級份額，某有限合伙企業出資2億元認購B級份額，資產管理人以募集資金投資受讓某目標公司股權。某管理公司作為A級份額委托人享有優先級收益權，某有限合伙企業作為B級份額委托人應當按照合同約定的日期定期向A級份額委托人支付年度收益。后某管理公司與某基金公司簽訂《差額補足協議》，約定當某有限合伙企業未按《資產管理合同》約定及時足額向某管理公司支付年度收益時，某基金公司作為差額補足義務人應在約定的合理時間內向某管理公司足額支付相應的年度收益。2018年9月，該資管計劃提前終止，某有限合伙企業未向某管理公司按期足額支付2018年的年度收益，某基金公司亦未履行相應差額補足義務。某管理公司遂起訴要求某基金公司向其支付年度收益、遲延履行違約金、律師費及其他合理維權費用。

【裁判】

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案涉《差額補足協議》的性質為保證合同。某基金公司簽訂《差額補足協議》對外為某有限合伙企業提供擔保未經公司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某基金公司時任法定代表人存在越權擔保行為。某管理公司明知公司對外擔保的相關法律規定，而未盡審查義務，未提供證據證明案涉擔保經過公司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應認定某管理公司應當知道存在越權擔保行為。現某基金公司對越權擔保行為不予追認，故認定《差額補足協議》無效。遂判決，駁回某管理公司的全部訴訟請求。

宣判后，某管理公司不服，提起上訴。北京金融法院結合當事人提交的新證據審理后認為，案涉《差額補足協議》相關條款具備保證合同從屬性、單務性、無償性、補充性的特征，符合相關司法解釋關于連帶責任保證的定義，屬于連帶責任保證合同。案涉《差額補足協議》的簽訂雖然缺乏公司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且不存在無須決議的擔保情形，但該協議系在某基金公司實際控制人和控股股東某投資基金管理公司的直接參與下起草、修訂、簽署和履行，公司董事會亦知曉并默許該協議的履行，且協議的簽訂不損害某基金公司及其股東利益。綜合本案證據，可以認定某基金公司簽訂《差額補足協議》符合該公司及其控股股東的真實意思表示，不存在越權擔保行為，具有保證合同性質的《差額補足協議》有效。遂撤銷一審判決，改判某基金公司向某管理公司支付年度收益差額補足款及部分合理維權費用。

【評析】

本案爭議焦點在于具有保證合同性質的《差額補足協議》是否因未經公司機關決議而當然無效，某基金公司是否應承擔責任。

1.公司對外擔保時對法定代表人權限的限制。公司作為擬制的法人，其行為的意思表示，需要經過法定或章程的約定程序，由法定代表人以法人的名義作出，公司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F行公司法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公司向其他企業投資或者為他人提供擔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規定，由董事會或者股東會、股東大會決議；公司章程對投資或者擔保的總額及單項投資或者擔保的數額有限額規定的，不得超過規定的限額。該條的立法目的是保護公司、股東和債權人的利益，防止法定代表人、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超越權限擅自為他人提供擔保。該條規定的決議前置程序旨在確保公司為他人提供擔保系公司的真實意思表示，確保公司股東對公司對外擔保情況知悉，從而維護公司和股東的利益。

2.無須決議的擔保例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有關擔保制度的解釋》第八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公司以其未依照公司法關于公司對外擔保的規定作出決議為由主張不承擔擔保責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金融機構開立保函或者擔保公司提供擔保；（二）公司為其全資子公司開展經營活動提供擔保；（三）擔保合同系由單獨或者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對擔保事項有表決權的股東簽字同意。上市公司對外提供擔保，不適用前款第二項、第三項的規定。”該條之所以規定了無須決議的擔保例外情形，是考慮到：擔保為業的公司不屬于現行公司法第十六條的調整范圍；公司為全資子公司經營活動提供擔保是為自身利益提供擔保，不存在向子公司其他股東不當輸送利益的情形，可以認定公司具有對外擔保的真實意思表示；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對擔保事項有表決權的股東簽字的擔保合同，說明同意對外擔保的股東達到了法定的比例，應視為公司已同意該對外擔保事項。在上述三種情形下，即使公司對外擔保未經公司決議，也不違背現行公司法第十六條規定的立法目的，不能因此認定該擔保不對公司發生效力。

3.無公司機關決議的對外擔保合同并不當然無效。公司機關決議的存在是證明對外擔保行為系公司及其股東真實意思表示的最直接書面證據，但非上市公司在無公司機關決議的情況下簽訂的對外擔保合同，并不會導致對外擔保行為當然無效。即使不存在無須決議的擔保情形，法院亦應當進一步對公司作出擔保行為時的真實性意思表示進行實質性審查，具體可從案涉交易背景、公司股東和董事對擔保合同的起草簽訂履行過程的知曉及參與程度、擔保合同內容是否損害公司及其股東利益等方面進行綜合考察，認定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義簽訂對外擔保合同是否系公司真實意思表示，從而判斷該公司對外擔保合同的效力。

本案中，案涉《差額補足協議》系某基金公司的真實意思表示，其應承擔連帶保證責任。首先，保證人某基金公司簽訂《差額補足協議》時，某投資基金管理公司系某基金公司的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其次，某基金公司的控股股東和董事會全體成員均對案涉《差額補足協議》的內容和履行情況明確知悉，且全程直接參與了協議的起草、修訂、簽署和履行過程。在起草、修訂和簽署案涉協議的過程中，某基金公司的控股股東某投資基金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員全程參與并代替保證人與擔保權人某管理公司進行溝通和協商，主導了整個協議的簽署進程和修訂內容。在履行案涉協議的過程中，相關郵件往來記錄顯示某基金公司在履行往期年度收益差額補足義務時，系由其控股股東某投資基金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員向某管理公司發送通知，且同步通知了某基金公司的董事會全體成員。此外，某基金公司在履行往期年度收益差額補足義務后，與其控股股東共同委托某律師事務所向B級份額委托人提起訴訟和仲裁進行追償，相應仲裁裁決書已生效。最后，案涉《差額補足協議》的簽訂不損害某基金公司及其股東的利益。某基金公司的控股股東在案涉協議簽訂時雖然在名義持有股份上看為小股東，但其實質上是某基金公司的實際控制人（亦為實際上的唯一股東），其不僅對案涉協議簽署、履行等情況知悉，而且從宏觀交易流程的角度來看，其通過案涉交易參股并控制了上市公司，并享有獲益。故本案不存在現行公司法第十六條立法目的所保護的避免公司法定代表人對外越權擔保損害中小股東利益的情形，案涉《差額補足協議》系某基金公司的真實意思表示，其應承擔連帶保證責任。

本案案號：（2020）京0102民初24404號，（2022）京74民終100號

案例編寫人：北京金融法院??蒙??瑞??單海濤

來源：人民法院報

裁判要旨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三條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以出賣人在締約時對標的物沒有所有權或者處分權為由主張合同無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strong>?隱名股東不得以沒有處分權為由主張股權轉讓協議無效。

案情簡介：

2013年3月19日，羅志鋪與三原告訂立《合作協議》，協議約定羅志鋪將溪洋煤礦公司1#礦井100％的股權以及宏源煤礦公司名下大田縣建設煤礦下坑礦區100％的股權全部轉讓給各原告；轉讓價款為12400萬元整，股權轉讓價款支付時間為：2013年3月12日，長業公司向羅志鋪支付280萬元。同時羅志鋪與三原告確認，截至《合作協議》簽訂之日，長業公司對羅志鋪享有合法債權4320萬元，林國棟對羅志鋪享有合法債權3700萬元，各方確認上述債權直接折抵股權轉讓價款，不足部分由長業公司與林國棟以現金方式結算并支付給羅志鋪。

《合作協議》還約定：本合作協議簽訂之日起，羅志鋪應確保協助各原告與羅志鋪的代持股人簽訂新的代持股協議。羅志鋪確認溪洋煤礦公司1#礦井及宏源煤礦公司名下大田縣建設煤礦下坑礦區的所有權益均由羅志鋪享有和處分。2013年3月20日，羅立根、羅志鐘、羅淑珠、鄭永勝分別與林國棟簽訂了《大田縣溪洋煤礦有限公司股權轉讓協議》約定：羅立根同意將其持有的溪洋煤礦公司16％的股權轉讓給林國棟；羅志鐘同意將其持有的溪洋煤礦公司8.5％的股權轉讓給林國棟；羅淑珠同意將其持有的溪洋煤礦公司13％的股權轉讓給林國棟；鄭永勝同意將其持有的溪洋煤礦公司12％的股權轉讓給林國棟。同日，羅立根、羅志鐘、羅淑珠、鄭永勝分別與林國棟簽訂《股權代持協議書》，約定林國棟分別委托羅立根、羅志鐘、羅淑珠、鄭永勝代為持有上述股份。

在整個協議的履行過程中，各原告均嚴格依約履行合同義務，接管溪洋煤礦公司1#礦井及宏源煤礦公司名下大田縣建設煤礦下坑礦區。但在原告接管后各被告多次阻撓原告的正常經營管理，給原告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綜上請求判決：（1）2013年3月19日的《合作協議》合法有效；（2）2013年3月20日，羅立根、羅志鐘、羅淑珠、鄭永勝分別與林國棟簽訂的《大田縣溪洋煤礦有限公司股權轉讓協議》以及《股權代持協議書》合法有效；（3）各被告賠償原告經濟損失100萬元。

福建高院：

《合作協議》的內容存在將債務轉化成部分股權轉讓款，以及股權回購特別約定?？梢?，訟爭《合作協議》具有借款合同的性質，但是《合作協議》的甲方為羅志鋪系自然人，而乙方長業公司、旭興公司、林國棟，包含自然人與法人。從主體上不構成企業間借貸。故被告關于《合作協議》名為股權轉讓實為企業間借貸，系無效合同的抗辯理由不能成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三條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以出賣人在締約時對標的物沒有所有權或者處分權為由主張合同無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羅志鋪以其非訟爭股權的持有人為由，主張《合作協議》無效，本院不予支持。

作為訟爭股權的持有人羅立根、羅志鐘、羅淑珠、鄭永勝分別與林國棟訂立了《大田縣溪洋煤礦有限公司股權轉讓協議》、《股權代持協議書》，因實際上并未產生股權變更，不影響其他股東的優先購買權，不存在無效的法定事由，依法應當確認為有效合同。原告系隱名股東，并非訟爭股權的持有人，對于溪洋煤礦公司不享有直接的權益，即使被告存在阻撓溪洋煤礦公司正常經營的行為，亦不會直接侵害原告利益。而且原告亦為舉證證實被告具體的阻撓行為以及相應的損失，故原告要求被告賠償經濟損失100萬元，缺乏事實與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

福州律師蔡思斌評析：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第二十五條第一款規定：“名義股東將登記于其名下的股權轉讓、質押或者以其他方式處分，實際出資人以其對于股權享有實際權利為由，請求認定處分股權行為無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參照物權法第一百零六條的規定處理?！倍段餀喾ā返谝话倭懔鶙l所述則是善意取得的規則。根據上述兩個法律條文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隱名出資中所形成的股權屬于隱名股東，即隱名股東對股權是具有實際權利的，該結論在司法實踐中亦是得到普遍認同。

此外，訟爭《合作協議》已明確約定：羅志鋪確認溪洋煤礦公司1#礦井及宏源煤礦公司名下大田縣建設煤礦下坑礦區的所有權益均由羅志鋪享有和處分。

綜上，本案當事人以其僅是隱名股東為由意圖主張股權轉讓協議無效，于情于理均無據。

案例索引：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閩民初字第107號

一、以夫妻共同財產為由，主張股權轉讓合同屬于必敗的訴訟策略

《民法典》生效前，有部分法院會以《合同法》第五十一條為依據支持此類訴訟策略的訴訟請求，但筆者認為《民法典》生效后不會再有類似案例。最高院已在《第二巡回法庭2020年第3次法官會議紀要》中明確夫妻一方擅自轉讓股權屬于有權處分，合同應為有效。退一步而言，即便認定為無權處分，在《合同法》第五十一條已被廢止，《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七條明確無權處分的買賣合同有效的前提下，以夫妻共同財產為由主張合同無效缺乏現行有效的法律依據支持，必然不會得到法官支持。這一觀點早在民法典生效前就已有相關判例體現。

相關案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342號裁定書，最高院認為：就本案而言，案涉股權轉讓協議的出讓方為李殿忠和李忠華，受讓方為中城建公司，張洪杰不屬于任何一方當事人，基于前述法律規定，張洪杰不能以合同當事人身份撤銷其他民事主體之間達成的合同。至于其又稱，其是案涉股權的共有權人而有權撤銷案涉合同，混淆了負擔行為和處分行為的不同概念。也就是說，即使張洪杰對于案涉股權的共有權能夠成立，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三條的規定精神，買賣不具有處分權的標的物的行為，對于負擔行為即買賣合同仍然有效，只不過轉移標的物權屬的處分行為無效，不發生股權變動的效力而已。

二、以惡意串通為由主張股權轉讓合同無效仍屬于可行的救濟措施，但舉證責任較大

此種訴訟思路在《民法典》生效前就已經有大量案例支持，《民法典》對惡意串通損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無效與《合同法》完全一致，故仍然屬于可行的救濟措施，但《民事訴訟法解釋》第一百零九條將惡意串通的舉證責任由高度蓋然性提升至能夠排除合理懷疑，故選用此思路需要承擔較高的舉證責任。

相關案例：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20)蘇民申5105號民事裁定書，法院認為：登記在霍坤元名下的天辰針織公司65%的股權，系霍坤元與戴蘊華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屬于夫妻共同財產。未經對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處分。霍坤元與其女戴曉梅明知戴蘊華已起訴離婚并要求分割共同財產，在法院判決不準離婚并解除對案涉股權凍結后，隨即簽訂股權轉讓協議并將案涉股權轉移登記至戴曉梅名下。霍坤元與戴曉梅的上述股權轉讓行為，存在惡意串通，損害戴蘊華利益的情形。霍坤元僅依據單方制作的資產負債表，主張股權轉讓對價合理，證據不足。在霍坤元不能證明其善意情形下，原審法院認定霍坤元與戴曉梅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書》無效，并無不當。

三、依據善意取得制度，要求確認股權轉讓行為無效，訴請返還股權

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是無權處分，如按照《第二巡回法庭2020年第3次法官會議紀要》的觀點，股權轉讓行為屬于有權處分，則不存在直接適用善意取得制度的空間，但《公司法解釋三》第二十五條給善意取得制度留下了適用空間。本條規定“名義股東將登記于其名下的股權轉讓、質押或者以其他方式處分，實際出資人以其對于股權享有實際權利為由，請求認定處分股權行為無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參照物權法第一百零六條的規定處理。名義股東處分股權造成實際出資人損失，實際出資人請求名義股東承擔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股權登記于夫妻一方名下，另一方實際取得了類似隱名股東的權利，如完全無法適用善意取得制度，顯然另一方的權益無法得到保護，故原則上也應當根據本條參照適用善意取得制度保護另一方，在受讓方不構成善意取得的前提下，另一方有權要求確認股權轉讓行為無效，要求返還股權。《民法典》生效前亦有此類案例，筆者認為此種思路將部分舉證責任轉嫁至受讓方，屬于較好的訴訟思路，但目前司法實踐中大部分法官還無法區分股權轉讓合同無效與股權轉讓行為之間存在區別，例如相當一部分法官會以不構成善意取得作為合同無效的依據（實際是轉讓行為無效，而非合同無效），故要想說服法官支持此種思路存在較大難度。

相關案例：上海市嘉定區人民法院（2018）滬0114民初1176號民事判決，法院認為：關于受讓股權是否構成善意取得。股權是具有特殊性質的財產形式，為維護交易安全也可適用善意取得制度。但本案中，黃順田系黃順和同胞弟弟，又是聞企公司股東，應當對黃順和夫妻關系有所了解，在股權轉讓時更應盡到謹慎注意義務，審查林慧芬是否同意，但黃順田不能舉證證明其已盡到此義務。同時，結合客觀上黃順田舉證的股權轉讓價款支付的來龍去脈，本院綜合判定黃順田對股權轉讓不符合善意條件，不應受到善意取得制度的保護。原告的訴訟請求，具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四、在股權無法追回的情況下，以侵權為由要求夫妻另一方賠償損失

夫妻一方擅自轉讓股權亦構成對另一方合法權益的侵害，實質屬于侵權行為，在股權已無法實質追回的前提下，另一方可依據侵權責任法相關規定要求另一方賠償損失。

相關案例：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2016）京0108民初13707號民事判決，法院認為：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龍×持有的公司3％的股權系其與王×夫妻共同財產，其在離婚訴訟期間未經王×同意與龍×1簽訂股權轉讓協議，將上述股權無償贈與給龍×1，后辦理了股權變更登記，將股權變更至龍×1名下。對此，龍×存在主觀過錯，且其上述行為已構成對王×合法權益的侵害，應當承擔賠償責任。侵害他人財產的，財產損失按照損失發生時的市場價格或者其他方式計算。具體到本案中，損失應以龍×將股權轉讓給龍×1時的股權價值進行計算。從《個人股東變動情況報告表》中可以看出，在股權轉讓的時間點，股權比例所對應的凈資產份額為871 933.48元，股權比例所對應的凈資產份額是股權轉讓前的每股收益，是核定股權轉讓收入的計稅依據，能夠公允地反映出股權轉讓時的市場價值。雖龍×對王×以上述股權凈資產份額作為確定損失的依據持有異議，但其并未對其處分股權時的市場價值申請評估鑒定，且亦未提供相反證據對上述證據予以推翻，故龍×的抗辯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據此，法院依據現有證據，確認龍×轉讓股權的價值應為 871 933.48元。王×主張龍×存在惡意轉讓財產的行為應當不分財產，對此，法院認為龍×雖存在惡意轉讓行為，但受讓人龍×1系王×與龍×之女，并非他人，亦系無償贈與，對于折價比例和金額法院將結合其過錯程度，酌情予以裁判，對于王×超出部分的請求，法院不予支持。雖龍×提出愿將出讓的股權再轉回王×，但王×對此明確表示不同意，且龍×在此前股權轉讓糾紛中并未作出此意思表示，其亦稱公司經營出現困難股權目前可能會大幅貶值，故再行回轉分割股權既無實際意義也不具備可操作性，亦不能彌補王×由此所受到之損失，法院對其上述抗辯理由亦不予支持。

蔡思斌

2021年7月21日

股權權益七大問題的實務梳理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民三庭

一、?股權的基本概念

我們認為，公司股權與有形財產不同,具有財產權和社員權的雙重屬性。股權的價值由多種因素構成，如公司固定資產、流動資金、知識產權、專有技術、產品的競爭力、公司的管理經營水平等，其某些權利如表決權、分紅權等，雖然與股東的經濟利益有關，但其權利基礎是股東的社員身份，其權利價值無法以貨幣形式直接體現。一般情況下，有限責任公司全部股權的價值應等同于公司整體資產的價值。按照等價交易的原則，股權轉讓的價格一般應等同于被轉讓股權所對應的公司資產的價值，這是確定股權轉讓價格最常用的依據。

二、在股權權益合同糾紛中，當事人能否僅起訴請求確認合同有效？

我們認為，所謂確認之訴，即原告請求法院確認某一法律關系是否存在的訴訟，確認之訴的客體必須是民事實體法律關系或民事實體權利。確認之訴訴的利益的產生，往往是由于被告的行為使原告的實體權利或原、被告之間的法律關系發生不安定，原告有必要利用確認判決，除去這種爭議狀態。如果雙方當事人沒有爭議，案件沒有“法律上的爭訟性”，自然沒有通過法院做出確認判決的必要。爭議的法律關系必須是構成糾紛或訴訟核心的法律關系，而不能是其他糾紛或訴訟的前提問題。

具體到公司訴訟案件中，當事人僅起訴要求確認股東會決議有效的，法院能否受理？對此，實踐中有觀點認為，如原告要求確認股東會議決議無效之訴，法院應受理；如果以確認股東會決議有效為由提起訴訟，受理法院應當裁定駁回其起訴。我們認為，對此問題，不能機械地一概而論，在原告請求確認股東會決議有效，被告應訴答辯且有第三人對決議效力提出異議時，即具備法律上的爭訟性，且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九條之規定的，法院應予以受理審查。但是在案件審理中，的確要防止當事人利用無爭議的確認之訴達到規避法律的不良企圖。

三、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向股東以外的第三人轉讓股權，在其他股東已主張優先購買的情況下，轉讓股權的股東能否放棄轉讓？

我們認為，《公司法》第七十二條規定，股東對外轉讓股權時應當書面通知股權轉讓事項，在同等條件下，其他股東有優先購買權。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因繼承、遺贈等原因發生變化時，其他股東主張優先購買該股權的，不予支持，但公司章程另有規定的除外。股東優先購買權是有限責任公司股東的一項法定權利，其實質是為了限制公司股東對外轉讓股權，維護有限責任公司的人合性及公司的正常經營秩序。轉讓股東雖然合法持有股權，但不能濫用權利，其撤銷對外轉讓股權時，不能損害享有優先購買權的其他股東的合法利益。例如，公司其他股東已經以同等條件主張行使優先購買權，轉讓股東在與受讓股東達成股權轉讓協議的同時又表明放棄轉讓，對其股權是否轉讓及轉讓條件作出多次反復的處理；受讓股東為繼續經營公司，已經按照股權轉讓合同準備價款，但均被轉讓股東以各種理由予以拒絕的，此種情況下受讓股東主張行使優先購買權的，應予支持。

四、在股權轉讓糾紛中，雙方對于股權轉讓對價約定不明的，是否可以以原股東的出資額即其所有的注冊資本為標準確定股權轉讓對價?

我們認為，實踐中因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對于股權變更登記僅作形式審查，且在備案材料中一般僅要求提供格式化的轉讓協議即可。對于股權轉讓款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時，不能以股權轉讓合同欠缺主要條款為由認定股權轉讓合同不成立，亦不能直接認定原股東所占注冊資本即股權轉讓的對價。對于股權轉讓合同中未明確約定股權轉讓價款時，應從合同約定和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等方面予以判斷，對真實股權轉讓價格作出正確的認定。結合案件實際情況、證據和當事人陳述，如果能夠認定系有償轉讓，但是無法確認股權轉讓價格的，可由法院啟動評估程序確定股權轉讓價格；反之，如果沒有證據證明是有償轉讓，可駁回原告要求支付股權轉讓價款的訴訟請求。

五、股東將其持有的公司股權轉讓給第三人后，以公司在其任職期間隱瞞利潤為由，要求公司按該股東原持有股權比例支付相應利潤，法院應當如何處理？

我們認為，股利分配取決于公司是否具有可供分配的利潤，還受制于公司的性質、公司的經營現狀和發展前景等等多種因素。依據《公司法》的相關規定，股東依法行使利潤分配請求權應具備以下條件：1.原告具備股東資格，被告為公司。其他股東在一審法庭辯論結束前以相同的訴訟請求申請參加訴訟的，應當列為共同原告；不同意分配利潤的股東，可以列為第三人。2.公司依法有可分配的利潤且公司的利潤分配方案經過股東會批準。如果股東起訴請求公司分配利潤，未提交載明具體分配方案的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的，應當駁回其訴訟請求。

六、現行《公司法》設置了“注冊資本認繳制度”，在公司不能按期清償外部債權人的情況下，公司債權人能否要求股東的出資時間加速到期？

我們認為，根據《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十三條第二款規定：公司債權人請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的股東在未出資本息范圍內對公司債務不能清償的部分承擔補充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未履行或者全面履行出資義務的股東已經承擔上述責任，其他債權人提出相同請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這是現行司法解釋關于未出資股東對債權人的補充賠償責任的法律規范。未出資股東對于債權人的補充賠償責任有如下特點：1.責任的法定性。就責任產生的原因而言，債權債務關系原本發生在債權人和公司之間，本不涉及股東的責任。只有公司不能清償債務時，為保護債權人利益，才使未出資股東負有責任。這種責任承擔方式，是基于某種特殊的利益衡量使得股東負有特別責任，該責任承擔是基于法律的特別規定。2.責任的補充性。就責任承擔的順序而言，公司是第一順位的責任人，而未出資股東處于補充位置，即只有在公司不能清償債務時，債權人才能就不能清償部分向未出資股東主張賠償。3.責任的優先性。未出資股東承擔責任的范圍是以股東未履行出資義務的本金及利息范圍為限。

司法實踐中，關于單個債權實現中的出資加速到期問題，目前有兩種方案：方案一，加速到期限于申請破產。公司不能清償到期債務而股東出資期限尚未屆滿，債權人起訴請求股東提前履行出資義務以清償債務的，不予支持。方案二，加速到期補充責任。公司未清償到期債務，公司債權人請求公司清償債務，同時請求出資期限尚未屆滿的股東在出資范圍內對公司不能清償的債務承擔補充清償責任的，應予支持。目前上述兩種方案仍在討論中，但傾向于第一種方案。

七、股東與公司、公司的其他股東簽訂的對賭協議，法院如何認定其效力？

我們認為，對賭協議又稱股權估值調整協議，是指投融資雙方因對融資企業估值不確定而產生的一種調整機制，是根據企業未來的實際經營情況對當前企業估值及投資價格所進行的調整或修正。對賭協議是一種無名合同，也是一種射幸合同，即在合同成立后，當事人的給付內容不能確定，需根據將來不確定事實的發生與否來確定給付內容。對賭的實質是投融資雙方對股權投資價值的或然性安排，是一種投資保障工具、價格發現工具和管理層激勵工具。根據估值調整機制運行原理以及最高院判例的審判精神（“對賭協議第一案”海富投資案），認定其效力的一般原則為：股東與公司之間簽訂的對賭協議應當認定無效，股東之間簽訂的對賭協議可認定有效。最高院上述判例表明了司法審判對于對賭協議的立場，即：在不損害第三人利益時，對“對賭協議”條款的效力認定應當是在維護交易安全、維護公眾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

（來源：微信公號“北京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