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男方離婚十年才想到探望孩子，作為父親顯然失責。女方所述“孩子不知道生父是誰，把繼父當生父”完全有可能是客觀事實，畢竟男方只在孩子1歲時有過陪伴，孩子怎么可能會認識呢。但這種說法在法律上顯然無法成立，因為探視權是父親享有的法定權利。

不過本案子女已經年滿十二周歲，法院在判決時其實也應該考慮孩子個人意愿。雖然法律賦予父親有探視孩子的權利，但在涉及未成年人案件中，未成年人健康成長才是法律最優先保護的。如果孩子不愿意接受探視且認為父親探視會影響其日常生活。那基于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原則，法院同樣有可能不會支持探視。不過如果女方一定要讓孩子出面，這樣直接將孩子推向親生父親的對立面，可能也會給孩子造成一定心理負擔，對孩子健康成長也同樣不利。

案情簡介：

2015年，小帥與小美調解離婚，約定2歲的兒子小明由小美撫養并自愿承擔撫養費。小美再婚后攜小明組建新家庭。小帥定居外地，在小明出生及1歲時有過陪護與探望，離婚后就再未支付過撫養費且長期失聯，2022年小帥要求探視被小美拒絕。2025年，小帥遂訴至法院主張探望權，要求每周探視及寒暑假共同生活。小美稱小帥離婚后未履行撫養義務且未探視，構成遺棄；小明現隨其再婚家庭生活，視繼父為生父，不知道小帥存在，強制接觸將造成心理沖擊。小帥則稱離婚后一直無法聯系上小美，只能通過聯系小美的家人了解孩子的情況，并表示過曾多次要求探視，但被小美拒絕。

法院觀點：

依據民法典第1086條規定，雙方離婚后，小帥作為不直接撫養婚生子的一方，依法享有探望小明的權利，小美有協助的義務。小美所述其現任丈夫視小明為己出，小明一直視繼父為親生父親，現家庭融洽，小明生活美滿，也是法院所期待看到的結果。小美擔心小帥的探望會破壞這種關系，雖情感上可以理解，但小美應明白父母子女的親緣關系是不可人為阻斷的，不讓兒子知曉親生父親的做法并不必然有利于孩子的身心發展。隨著孩子的成長，知曉真相后可能會對自己的父母產生誤解，反而不利于未成年人正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小美所述關于小帥未支付撫養費問題，因離婚時明確約定撫養費由小美承擔，故不構成遺棄，亦非中止探望權事由。

法院認為，孩子的健康成長有賴于父母雙方基于保護未成年子女的共識，相互配合，相互尊重，努力減少因大人分歧給孩子造成的傷害。從孩子未來的教育、生活等方面出發，多一份愛多一份保障，現小帥明確表示要求探視的意愿，且無法定阻止事由，法院綜合小明生活環境、學習情況，考慮到其對生父小帥仍為陌生，需給予其一定接受時間，對其要求探視的主張予以支持，對小帥要求長時間將小明帶離居住地進行探視的方式依法不予支持。綜上，法院依法判決小帥自2025年7月起于每月的第一個周日在小明居住地（或雙方協商的其他地點）探望一次，小美應予配合。

索引案例：湖南高院公眾號?《離婚后要求探視孩子，對方以孩子不知生父是誰為由反對探視，法院這份判決給出答案！》

關于“帶孫費”，雖然本案中法院認為照顧外孫女的行為是基于血脈親緣關系而形成的幫扶，承載著情感寄托和責任傳承是“有因”，以不構成無因管理駁回原了原告的訴訟請求。

不過實踐中亦有支持“帶孫費”的案例，支持觀點認為，隔代撫養不是法定義務，（外）祖父母對孫輩沒有法定撫養義務，基于公平原則，（外）祖父母有權主張支出的合理費用或補償相應損失。不過此類案例一般針對的是父母逃避撫養義務，將孩子丟下交給（外）祖父母撫養的情形。

除了上述情形外，如果（外）祖父母本就與子女簽訂協議約定相應的勞務費用，那自然也需要支付相應的“帶孫費”。

案情簡介：

小靜與小黃戀愛結婚后，分別于2002年、2010年生育二女。期間，小靜母親老劉與女兒、女婿共同生活，負責照顧孩子。2019年，小靜、小黃經法院調解離婚，雙方約定兩個孩子均由小黃撫養，小靜不支付撫養費。然而，為了方便孩子讀書，二人離婚后，小女兒一段時間隨小靜生活，一段時間隨小黃生活。在小女兒跟隨小靜生活期間，小黃給付了生活、教育等費用共計4萬余元。2024年，老劉以無因管理為由訴至法院，要求小黃、小靜支付2002年至2022年期間照料兩名孫女的勞務費39萬余元。

法院觀點：

無因管理是指沒有法定或約定的義務，為了避免他人的利益受損而自愿管理他人事務或者提供服務的行為，而家庭互助不適用無因管理。在本案中，老劉作為外婆，在女兒和女婿仍具備撫養能力時，雖沒有法定撫養義務，但其照顧外孫女的行為是基于血脈親緣關系而形成的幫扶，承載著情感寄托和責任傳承，是“有因”而非“無因”。《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條規定“家庭應當樹立優良家風，弘揚家庭美德，重視家庭文明建設。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互相關愛；家庭成員應當敬老愛幼，互相幫助，維護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關系。”老劉對女兒、女婿的幫助行為，屬家庭成員之間基于自然親情而產生的代際間的互相幫助、扶持，有利于家庭文明建設，符合法律規定，為社會倫理所認可，與公序良俗相符合，亦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倡導。如果將長輩對晚輩的日常照顧簡單歸于勞務交易，家庭成員的關系割裂化、契約化、機械化，既違背公序良俗，又有悖于尊老愛幼的傳統美德。據此，依法駁回原告老劉的訴訟請求。

索引案例：湖北高院公眾號?《老人帶孫索要39萬“帶孫費”，法院是否支持？》

對于給予方而言，公證的關鍵意義在于揭示風險與法律后果。盡管離婚后給予方有可能在特定條件下拿回房產份額，但仍可能需要對受贈方進行補償，無法實現無成本的撤銷。若財產約定經過公證，公證員會事先全面告知給予方可能面臨的潛在風險，促使其做出理性慎重的決策，從而避免因輕率處分財產而遭受損失。

對于受贈方來說，公證的意義除了明確房產在約定后仍有可能被重新分割的風險，使其形成合理預期外，還能夠固定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這種確認可以增強法院對受贈方請求的認可度。若財產約定經過公證且能提供婚后綜合貢獻程度作為事實支撐，協議被調整的可能性會降低，進而提高受贈方獲得房產或合理補償的可能性。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69條的規定，經公證的民事法律行為、事實和文書，應當作為認定事實的依據，除非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這一規定明確了經過公證的財產約定更具法律有效性。為了進一步提升公證的作用，男女雙方在制定財產約定時，可以加入一些明確的條款。

首先，明確給予目的及性質。將房產給予的具體原因，如基于婚姻關系存續、情感因素、家庭貢獻補償或未來生活保障等，清晰地寫入協議。該項條款不僅能避免未來因目的模糊而產生爭議，還能確保雙方對給予行為有清晰一致的理解，若產生法律糾紛時也能為法院提供具體依據。

其次，預設補償情形與標準。例如約定若婚姻關系存續時間較短，則解除時給予方有權收回房產份額；若婚姻關系存續時間較長，給予方想全額收回房產時，需給付另一方房價百分之幾十的補償金；婚姻關系存續滿一定期限，房產歸雙方共有等。這些條款能夠增強結果的可預期性，保障雙方在特定情況下的權益，減少因補償問題產生的糾紛。

最后，明確婚姻存續時間與婚后貢獻程度的衡量標準。由于《解釋二》第五條的主要據此裁量，因此雙方在制定財產約定時可將達成共識的衡量因素寫入協議。例如具體規定婚姻存續多少年算長，什么樣的行為或程度算婚后貢獻大等，把這些因素清楚量化地寫進協議，更能反映當事人真實意愿和合理預期，供日后法院裁判時有據可依。

總之，即使新規增強了法院裁量權，公證依然是夫妻財產約定中重要的保障措施。夫妻雙方應充分認識公證的作用和條款設計的重要性。當然，并不是每對夫妻都能嚴謹規范地制定財產約定，必要時可咨詢或委托專業律師。公證機構也應作出相應調整，參與約定的起草或修改，為當事人設計綜合配套的公證方案。

為什么公證突然失靈了？一是在于新規給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開了綠燈。《解釋二》第五條明確規定，無論夫妻間房產給予約定是否完成不動產登記，在離婚訴訟中，法院都可根據婚姻關系存續時間、共同生活及子女撫養情況、離婚過錯、對家庭的貢獻大小以及房屋市場價格等因素，對房產歸屬及補償進行重新判定。也就是說，即便財產約定已公證甚至房屋已過戶，法院也有權依據實際情況重新分割房產，這讓夫妻財產約定公證的效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過去，憑借約定公證和變更登記往往能讓財產歸屬塵埃落定。如今，法院不再受其絕對約束。

二是在于夫妻間房產給予行為的法律性質進行了調整。與以往司法實踐不同，《解釋二》第五條采用的表述為“夫妻間給予房屋”而非“贈與房屋”，將夫妻間的房產更名或加名行為適用規則與普通贈與合同規則相區分。這一調整體現了夫妻間財產給予行為是以婚姻關系的建立和存續為基礎的，不能機械套用一般的市場交易規則。新規弱化了依據財產約定公證一刀切式的房屋分配，以綜合貢獻程度來匹配財產分配。

三在于公證模式本身的局限性。解釋二第五條強調 “給予目的” 的重要性，但夫妻間房產給予行為常摻雜復雜情感因素。如一方為了維系婚姻、換取對方忠誠而贈與房產，或一方以加名作為結婚條件等。公證機構雖會詢問給予目的，但難以完全探究當事人內心真實意思。一旦婚姻出現問題，當事人可能以“給予目的未實現”為由，要求重新分配房產，導致公證的效力在“給予目的”的考量下變得不穩定。

以往根據民法典658條，經過公證的贈與協議不可撤銷，在公證機構受理中，也不會特別考慮夫妻綜合貢獻程度。而新規出臺后，即使贈與協議經過公證，如果綜合考慮上述因素，財產約定中涉及的房產也有被重新分割的可能性。

舉個例子。小張和小李婚前達成約定，在雙方登記結婚后，小張要將名下房產過戶給小李，同時辦理了財產約定公證。小張婚后按照約定將房屋過戶給了小李，結果小李不久就提出離婚，小張要求小李返還房屋。

這種情況下，小張的過戶行為顯然是以建立、維持婚姻關系的長久穩定并期望共同享有房產居住價值為基礎的。在此前，處理這類情況沒有明確依據，現在依據《解釋二》第五條第二款可以認定房屋仍歸小張所有。因為雙方婚姻存續時間過短且小張無重大過錯，因此即便雙方的財產約定經過公證，也只能提升小李得到房屋補償的可能性，不能完全依據約定內容判決房屋歸屬小李。

綜上可知，即使經過公證的夫妻財產約定，也無法完全避免被撤銷的風險。即使房產已完成轉移登記，法院仍可根據婚姻關系的實際情況重新分割房產。

那么新規下，夫妻財產約定公證還有用嗎？蔡律師認為，公證并非就此被完全架空。公證的核心功能并不在于完全保證財產分配的結果，而在于審查當事人財產給予的真實意思，確保法律行為的公平性與合法性。現新規既然明確了財產分配的考察因素，公證機構可從該方向進行機制優化，在辦理公證時充分告知雙方的行為后果，固定雙方的意思表示，避免一方因陷入錯誤認識處分財產繼而遭受損失。而普通人可以做的，則是在公證前對財產約定的具體條款進行調整，如明確給予目的是否以婚姻存續為前提、預設補償標準，婚姻解除時一方可收回房產等。具體應如何調整，我們后文再作詳細討論。

相關法規原文：

天津離婚案中，兩人閃婚又閃離。結婚時甜甜蜜蜜加名，約定男方婚前購買的房屋女方也享有50%的份額，可不到兩年就因情感破裂對薄公堂。女方法庭上直接要求男方按約定向其支付房屋市場價格的一半款項，男方覺得雙方結婚時間短，不甘心就這么拱手讓錢。

吉林案中，女方為保住一半產權甚至弄了雙重保險：婚前簽訂婚前協議書，婚后又簽訂婚內贈與協議，均載明男方將名下房屋一半份額贈與女方。結果不到半年時間，男方就要求離婚，并反悔前述贈與，想把房子份額全部拿回。女方不樂意了，認為應按協議來，自己肯定得有一半。

兩則案例審理法院都并未依據雙方原有書面約定分割，而是以誰出資購買、對家庭的貢獻、共同生活時間長短等因素作為判斷標準。鑒于兩案雙方婚姻關系存續時間都較短，并未形成穩定的共同生活狀態，故訴爭房屋都被判決歸給予方所有，贈與方得到一定補償。天津案女方僅拿到房屋市場價的約20%，吉林案則只有12.5%。

這兩案判決背后，全因2025年2月1日剛施行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編解釋（二）》第五條第二款關于夫妻間給予房屋的規定“婚前或者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一方將其所有的房屋轉移登記至另一方或者雙方名下，離婚訴訟中，雙方對房屋歸屬或者分割有爭議且協商不成的，如果婚姻關系存續時間較短且給予方無重大過錯，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訴訟請求，判決該房屋歸給予方所有，并結合給予目的，綜合考慮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況、離婚過錯、對家庭的貢獻大小以及離婚時房屋市場價格等因素，確定是否由獲得房屋一方對另一方予以補償以及補償的具體數額。”按新規，婚前或婚內加名，離婚時房子未必對半分！重點來了：如果婚姻時間短、給予方沒有重大過錯，法院可以把房子判回給原主，再根據“共同生活時長、生沒生孩子、誰對家庭貢獻大、離婚誰有錯、離婚時房子值多少錢”等因素，確定沒拿到房子的一方能不能拿到補償，能拿多少。除非雙方婚姻關系存續時間較長，或給予方存在重大過錯，法院才可能會根據實際情況將房產所有權判給受贈方。

發生在婚姻關系下的贈與，不同于一般民事活動中的贈與。婚前房產婚后加名，這類房屋通常會被認定為是給予方為了能順利締結婚姻，并給予受贈方生活保障的附條件贈與。因此當雙方婚姻關系消滅，條件無法成立，基本原則就是物歸原主。加名后雖然該類房屋已經屬于夫妻共同財產，但離婚時不會簡單的對半分，否則很可能會出現一系列為獲取房產份額而閃婚閃離的婚姻騙局。

說到底，法律在財產權益和婚姻誠信之間找了平衡。既不讓付出者人財兩空，也不讓投機者空手套白狼。婚姻不是簽合同，加名不是買保險，真心過日子的人，房子寫不寫名都一樣，沖著分錢來的，加名也未必能如愿。這波新規，你看懂了嗎？

天津案案例索引：天津高法微信公眾號，2025年5月6日

吉林案案例索引：人民法院報·3版，2025年5月13日

2019年，林梅以李杰家暴為由一紙訴狀將其告上法院，要求離婚并分割夫妻財產，其中包含男方名下的500萬存款和900萬股權轉讓款共計1400多萬。沒想到，庭審中李杰掏出5份代客理財協議賣慘，稱自己幫人炒股給人家虧了1400萬，為體現擔當，自己在訴訟期間已將名下1400萬元全部賠付給客戶了，現已身無分文。

女方一聽就炸了，男方擺明了把她當傻子，全部身家就這筆錢，她要分割1400萬，男方就虧了1400萬，以致一分錢分不著，哪里有這么湊巧的事情？而且兩人分居后才簽的代客理財協議，沒到期就結算，顯然是提前準備好的虛假協議，目的是轉移財產！離譜的是，如此拙劣、漏洞百出的手法，一二審法院竟都聽信了男方的苦情戲，以“證據不足”駁回了女方訴請。

三年追款未果，2021年，林梅抱著最后一絲希望找到南京市棲霞區檢察院申請監督，轉機終于來了。檢察院對李杰如何簽訂理財協議、如何操作理財、虧損如何產生、如何彌補虧損等進行了實質審查，最終發現了幾大疑點。

一是簽訂時間，處于夫妻關系惡化期。面對豐厚家底，一方預判到雙方會走向離婚從而提前轉移財產是很有可能的。

二是簽訂對象，李杰是與案外人王佳簽訂的委托理財協議，而此人有多年的炒股等理財經驗，李杰卻毫無證券從業經驗。一個炒股老手會委托無經驗小白理財嗎？又在協議未到期時便結算，顯然不合常理。

三是簽訂細節，李杰對王佳的資金來源、賬戶密碼、資金的交接情形和協議到期后的交割回收等情況一問三不知。

四是追認情況，如此巨額虧損，女方毫不知情，事后也并未追認，也就是說男方是單方面以夫妻共同財產償還了他個人造成的這筆虧損，女方當然有權要求返還。

2022年，南京市檢察院向法院提出抗訴，后中院指令一審法院再審本案，但再審竟然又維持了原一審判決，這實在是有些睜眼說瞎話了。不得已，林梅又再向中院提起上訴，這才終于迎來了反轉。

2024年，二審法院認定案涉1400余萬元當屬夫妻共同財產，李杰婚內形成的理財投資虧損屬其個人債務，李杰以夫妻共同財產償還其個人債務，林梅有權要求其返還相應款項。判決生效后，雙方簽訂了償還協議，約定在兩年時間內李杰償還林梅700余萬元。

這是時長五年的拉鋸戰，本案歷經一審、再審、監督抗訴、再次一審、上訴，林梅的堅持終于換來成果，奪回了屬于自己的那筆財產，真真不容易。

蔡律師認為，男方這種轉移財產手段非常低端。猜測事實真相應該是近幾年股市行情差，確實有人虧了不少錢。而男方為轉移財產，特意找到一個這幾年間炒股虧損金額與夫妻共同財產差不多的職業炒股人士，雙方共同配合簽署虛假的理財協議，假稱男方代人炒股，男方再以承擔炒股虧損為由將夫妻共同財產轉移殆盡，事后可再找對方將款項退回。如此男方空手套白羊，可憑空獲得700萬元收益。

這個套路其實一點都不復雜，都不需要明眼人，普通民眾應該都可以看出這是套路，這是做局，這是欺詐。可惜，就這么套路粗暴而簡單的案件取得了男方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二審法院甚至再審一審都能以女方直接指向虛假協議證據不足為由駁回女方的分割訴請。女方是通二次上訴翻案成功，但最終法院也才讓女方分得一半的財產，表面上是公平，但實質還是不夠公平，沒有真正懲罰到男方。男方這種行為就是偽造證據惡意轉移財產，依法完全可以讓男方不分或者少分的，甚至還可以追究男方及第三人偽造證據的司法責任。可惜這一切并沒有！

蔡律師最后再補充一點，這個案件要揪開男方作假其實還有非常簡單的一個操作。姑且不論檢察院提出的幾個疑點，男方如真實幫人炒股肯定存在交易記錄，無論男方是在手機或電腦進行交易操作，券商交易軟件服務器上都會有相應的記錄，包括登錄時段、登錄手機或電腦的設備識別碼及具體IP地址等。如此只要向法院申請調查令，要求證券公司提供特定證券交易賬戶的日常交易登錄IP及設備識別碼，真相則立馬水落石出。

債權人撤銷權成立的前提是債務人不當處分財產。但從本案展現案情來看，房屋購房款是女方家庭出資，而車子也是女方朋友實際購買。在兩個孩子撫養權均約定歸女方所有的情況下，男方約定房子歸女方個人所有，房屋貸款由女方個人承擔，屬于是雙方綜合考慮婚姻存續過程中雙方的貢獻程度、離婚后子女撫養問題、房屋及車輛等重要資產的出資來源等多重因素后所制定的分配方案，雖然男方是凈身出戶但并無明顯不當，現有證據無法證明債務人有逃避財產的主觀惡意，因此債權人無權要求撤銷。

從債權人角度反思，也可以看出夫妻雙方家庭如果內部串通，債權人利益是很容易受到侵害的。舉個例子，假設男方實際上亦有出資購房，只是男方在事先通過資金過橋或者現金取現方式設計成是女方家庭全部出資。這種情況下債權人顯然不可能證明上述事實，而夫妻雙方則通過上述方式規避了夫妻共有房產被執行的風險。因此債權人在出借款項時，最好還是讓夫妻雙方共同簽字確認，讓債務成為夫妻共同債務。

案情簡介：

張先生出借給鄒先生200萬元，后因鄒先生逾期未還，張先生將鄒先生訴至法院。訴訟過程中，鄒先生與配偶王女士登記離婚，雙方約定鄒先生支付女兒大學期間的生活費、學費以及未成年兒子的撫養費每月共計1萬元，雙方各自名下銀行存款歸各自所有，夫妻共同所有房產所有權歸女方王女士所有，該房屋全部剩余銀行貸款由女方個人負責償還，女方名下一輛小轎車，為女方單獨所有，男女雙方各自的私人生活用品及首飾歸各自所有，雙方無債權，男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以個人名義承擔、發生的債務屬于男方個人債務，由男方個人獨自承擔。張先生認為鄒先生與王女士夫妻感情很好，因鄒先生欠錢、房屋被查封，雙方才離婚。鄒先生凈身出戶，系惡意逃債轉移財產的行為。因此訴至法院要求撤銷離婚協議書中有關財產分配和鄒先生支付撫養費的約定。

庭審中，鄒先生稱，案涉房屋的購房款是王女士的家人支付的；車輛指標屬于王女士所有，王女士將原有車輛變賣后幫鄒先生還債，保留的車牌出租給了朋友，車是朋友購買的。離婚時雙方名下各自都沒有多少存款，大女兒在上大學，兒子在上小學，且王女士退休金很低只有二千多元，王女士每月要還四千多元的住房貸款，所以就約定了相關生活費和撫養費，故不同意原告的訴訟請求。

王女士稱，鄒先生所述屬實，房屋是王女士的母親和姐姐打款購買；車輛原系一大眾，后變賣車輛償還了對張先生的欠款，指標出租給朋友；王女士賬戶中的錢是哥哥存入的，準備給母親做手術，也被凍結，延誤了母親的治療，雙方才離婚。

鄒先生和王女士提交了房屋買賣合同、轉賬記錄、銀行賬戶明細、學生證、退休證、病理檢查報告、車輛指標租賃協議、機動車銷售統一發票、銀聯小票、機動車保險投保單等證明上述事實。

法院觀點：

法院經審理認為，綜合考量涉案房屋購房款來源、房貸償還情況以及車輛的購買價值、購買年限、離婚時子女撫養情況等因素，不足以證明涉案房屋屬于鄒先生與王女士的夫妻共同財產，且張先生提交的證據難以認定雙方協議將涉案房屋、車輛歸王女士一人所有的行為存在逃避債務履行的目的。另外，有關生活費、撫養費、銀行存款的約定，也不屬于鄒先生無償處分財產權益的行為。法院最終判決駁回了原告張先生的全部訴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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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案例：海淀區人民法院公眾號?《債務人離婚時“凈身出戶”，債權人能否要求撤銷？》

法院在客觀上不可能知道贈與時當事人的主觀意愿到底是什么，之所以將金額作為判斷標準，本質是價值觀上的取舍。其裁判觀點實際隱含了一種價值觀即“在雙方沒有締結親密關系的情況下，另一方無權無償受贈大額財產。”反之，如果存在親密關系，法律就賦予了其受贈取得大額財產的合法理由。

簡單來說，現行法律倡導一種觀念即“沒有人應該無償取得他人的大額財產，除非他們之間存在親密關系。”此外，對于520、1314此類明顯具有表達愛意的轉賬金額，法院通常都會認定為是為增進雙方感情的一般性贈與。此類小額轉賬若分手后贈與方主張返還，基本上不會得到法律支持。

以下簡要摘取幾則蔡律師先前評析過的相關案例，點擊每則案例標題可跳轉至詳細評析。

案例一：短期戀愛中轉賬頻繁且數額較大的贈與，超出了一般戀愛期間為表達愛意所作出的贈與范疇，贈與方有權撤銷并主張返還。——(2022)遼03民終280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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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思斌律師評析】

在法律上贈與物交付受贈與人后就不能再撤銷贈與合同，因此送人的東西是不能隨便要回來的，這就是一審法院的觀點。那二審的觀點則不同，二審法院認為李梅之所以贈與張志款項，是以結婚為目的為前提，因此在雙方沒有結婚的情況下，這個錢就應當予以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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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即使簽署無償贈與協議，分手后同樣需返還大額或非必要的生活消費。——(2024)新0104民初1300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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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思斌律師評析】

本案原被告一年戀愛期間，男方贈與金額高達近89萬元，分手后男方要求女方返還。本案不同之處在于，雙方戀愛期間簽訂有一份明確贈與方為無償贈與，分手后也不得要求受贈方返還的《戀愛贈與協議》。一般來說，雙方作為已成年的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對于其簽訂的合同應當從當事人意思自治角度出發，遵循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部分法院可能會據此不支持贈與方要求返還的訴請，但本案雙方訴至法院后法院卻仍判決受贈方需歸還，蔡律師認為主要是本案法院將雙方簽訂的協議內容進行了靈活理解。

雙方協議文本明確“贈與方的轉賬均為日常性、及時性支出，均為無償贈與。”法院單獨將“日常性、及時性”拎出來解讀，結合雙方經濟狀況等綜合因素認定男方的贈與性質，將該表達界定為小額、帶有特殊含義的一般性贈與。如果超過日常表達愛意的范圍，如還房貸、買車位等款項，則屬于以結婚為目的的附條件贈與。這致使雙方即使簽訂了無償贈與協議，但只要涉及大額款項，法院仍可能基于公平原則判決受贈方返還。

當前主流裁判規則是戀愛大額贈與為附條件贈與，根據本案判決，實際該協議簽訂與否對于判決結果影響不大。法律并未對“日常性”作出具體定義，法院通常會根據個案情況進行自由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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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戀愛期間受贈方承諾返還全部贈與的，分手后也僅需返還以結婚目的作為條件的附條件贈與。——(2025)桂13民終17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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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思斌律師評析】

本案與一般分手后要求返還戀愛花銷贈與的案件不同之處在于本案被告承諾過會返還。一審法院認為該承諾是被告的真實意思表示，未違反有關法律規定，故被告應當履行承諾返還相關款項。二審法院則認為承諾效力應當按照贈與性質來確定，即以結婚為目的附條件贈與應當返還，一般的戀愛花銷無需返還。換言之，二審法院認為只有贈與本身可以撤銷承諾才有效，如果贈與本身就不能撤銷，那承諾同樣也沒有效力。按照這樣的觀點，實際上本案是否存在過承諾，根本不影響本案最終的結果。

案例四：雙方長時間戀愛但未結婚的，大額贈與不支持被認定為是以結婚為目的的贈與予以返還。——（2024）豫01民終1877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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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思斌律師評析】

對于戀愛期間贈與的款項，在分手后法院通常只會支持返還以結婚為目的贈與的款項。本案贈與金額高達50余萬，如果是一般案件，考慮到數額較大法院大概率會支持返還部分金額。但本案男女雙方戀愛十余年，且男方除與女方存在戀愛關系外，還與案外人育有兩子并且未登記結婚。在此種情況下，顯然無法認定男方為女方支付的購房款和按揭貸款是以結婚為目的的贈與。且如果支持男方返還款項，無疑是對男方這種“腳踏兩條船”的行為進行縱容。

案例五：戀愛期間的贈與主張返還的，一般不被認定為不當得利糾紛。——(2021)閩06民終307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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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思斌律師評析】

戀愛期間轉賬不同于將款項轉錯人，在轉賬方明確知道轉賬主體是戀愛對象的前提下，其轉賬目的除了借貸之外無非就是戀愛期間的贈與，收受款項一方顯然不屬于無正當理由獲取利益，不構成不當得利。因而以不當得利為由提起訴訟顯然敗訴風險極大。若是本案一開始就是以附條件贈與為由提起訴訟，也許結果可能會有所不同。但考慮到被告在戀愛期間曾經流產，并且還罹患抑郁癥存在自殺傾向，且原告的證據并不足以清楚證明雙方存在結婚交流，達成結婚合意，從公平的角度出發，法院恐怕大概率還是會駁回原告的訴請。

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高度重視婚姻家庭領域矛盾糾紛化解，充分發揮司法機關在統一裁判標準、矛盾多元調處、法治理念宣傳等工作中的職能作用。為貫徹落實黨中央對家庭文明建設提出的工作要求，著力促推移風易俗、治理高額彩禮，202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第一批涉彩禮糾紛典型案例，生動解答了人民群眾爭議較多的“閃離”情況下要不要還彩禮、父母是否承擔返還彩禮責任等問題，引導社會公眾樹立“讓婚姻始于愛，讓彩禮歸于禮”的新風尚。2024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彩禮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涉彩禮糾紛司法解釋）正式施行，該司法解釋就彩禮認定范圍、彩禮返還比例的認定原則等作出規定，進一步統一裁判標準。最高人民法院還充分發揮全國一萬多個人民法庭的矛盾糾紛化解功能，以巡回審判、以案說法、進村鎮（社區）宣講、及時制發司法建議、推動村規民約建設等多重形式，引導規范彩禮習俗。據統計，2024年全國法院婚約財產糾紛案件增幅明顯回落，為家庭和睦、社會穩定提供高質量司法服務和保障。

為貫徹落實中央一號文件部署，進一步促推移風易俗，治理高額彩禮，最高人民法院認真總結涉彩禮糾紛司法解釋施行以來各地遇到的具體情況，結合人民群眾反映較多的熱點問題，發布第二批涉彩禮糾紛典型案例。本批典型案例著力明晰以下內容：

第一，加大力度打擊婚騙行為，堅決否定借婚姻索取財物。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條規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涉彩禮糾紛司法解釋第二條規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一方以彩禮為名借婚姻索取財物，另一方要求返還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社會生活中，人民群眾對這一原則已達成基本共識，但在處理具體案件時，如何把握借婚姻索取財物的認定標準，仍存在一定困難：一方面，在雙方已經辦理結婚登記的情況下，判斷一方是否是以彩禮為名索取財物，需要考量雙方的共同生活等情況。但由于婚后共同生活狀態具有私密性，當事人產生矛盾后往往各執一詞，這對當事人的舉證標準和人民法院的認證能力均提出較高要求。比如此次發布的案例一，趙某（男）與孫某已經辦理結婚登記并給付彩禮8.6萬元，后趙某提起離婚訴訟，以孫某將婚姻作為獲取財物的手段為由，請求法院判決雙方離婚、孫某返還全部彩禮。該案中，趙某與孫某就是否共同居住、感情狀況等存在較大爭議。盡管雙方從辦理結婚登記到提起離婚訴訟的時間不足一年，但人民法院無法僅依據該事實認定孫某存在不法目的。本案的突破點在于，趙某向法庭提出孫某在近四年中還身涉兩起其他離婚訴訟。人民法院依職權調查后發現，孫某不僅在較短時間內多次“閃婚”、均接收較高數額彩禮、婚姻存續時間均較短，更重要的是，歷次離婚訴訟中男方對于婚后雙方無夫妻之實、孫某回娘家居住的共同生活狀態等描述基本一致，結合孫某無法提供證據證明其對維系婚姻作出相應努力，人民法院據此認定孫某以彩禮為名借婚姻索取財物，判令解除婚姻關系，孫某返還全部彩禮8.6萬元。另一方面，如何區分借婚姻索取財物與戀愛中的贈與行為，亦是涉彩禮糾紛案件的常見問題。區分借婚姻索取財物還是戀愛中的贈與行為，應當結合雙方具體行為予以認定。一般情況下，如果戀愛期間雙方互有付出，感情破裂后，一方不能僅以未實現締結婚姻目的為由主張另一方借婚姻索取財物。而此次發布的案例二中，王某（男）與李某建立戀愛關系后一直異地生活，平時主要靠微信聯系。李某主動與王某聯系時幾乎均以索要彩禮及其他錢財為目的，其余時間拒接、忽略王某電話，對王某的領證提議明確表示要先“給錢”，且李某從未回贈過王某。人民法院綜合考慮雙方相處模式、感情基礎、資金往來等各項因素，認定李某對感情是漠視態度，系借婚姻索取財物，判令其返還從王某處取得的全部財物。從上述兩個案例可以看出，無論是戀愛關系還是婚姻關系，都需要雙方當事人以感情為基礎、共同付出方可維系。如果一方僅是將“締結婚姻”作為哄騙的噱頭，實質上是想讓另一方陷入對未來長久共同生活的錯誤認知，從而心甘情愿地為其出錢買單，這就是一種“婚騙行為”，無論是否辦理結婚登記，都不能掩蓋其非法目的。

第二，嚴格貫徹誠實信用原則，規制婚介機構借虛假宣傳收取高額服務費用。

我們在司法審判中發現，部分婚介機構利用適婚男女迫切尋求佳偶的心理，打著提供“閃婚”服務等名號，借機向簽訂婚介服務合同的當事人收取高昂的手續費。“閃婚”的男女雙方由于相識時間短，感情基礎薄弱，結婚后往往因各種矛盾而“閃離”，由此又引發離婚糾紛、服務合同糾紛等一系列訴訟，增加了社會不穩定因素，必須對此類行為予以規制。在此次發布的案例三中，某婚介機構基于林某（男）希望盡快找到伴侶結婚的心理，以向其提供“閃婚”服務為名收取服務費17萬元。后因“閃離”，林某提起服務合同糾紛訴訟，人民法院綜合考慮婚介機構履行合同情況、林某自身過錯等因素，判令婚介機構返還服務費15萬元。這個案例警示我們，“婚姻不是開盲盒，幸福不能作賭注”，對人對己負責，方可期待收獲良緣。

第三，立足復雜多樣的婚姻家庭生活實際，準確適用彩禮返還規則。

在認定彩禮是否返還及返還的具體比例時，人民法院要考慮彩禮的習俗性特征，并根據不同家庭實際情況，綜合考慮雙方當事人共同生活及孕育情況、有無過錯等各項因素，做好釋法說理工作，既要解“法結”，更要解“心結”。比如，在案例四中，吳某（男）因未能與劉某締結婚姻，請求判令劉某返還全部彩禮。人民法院經調查發現，雖然雙方未締結婚姻且未實際共同生活，劉某本應返還全部彩禮，但考慮到雙方未能締結婚姻系因吳某故意隱瞞身患不能生育的重大疾病導致，吳某存在過錯，人民法院沒有簡單判決劉某全部返還，而是從彩禮的傳統處理方式、吳某隱瞞行為對劉某情感上造成的傷害等方面進行調解，使吳某、劉某解開心結，就酌減劉某返還彩禮的數額達成一致意見，吳某主動撤回起訴。人民法院在辦理案件時應做到“具體案件具體分析”，當事人也需向法庭如實陳述事實，以妥善處理相關糾紛。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家庭和睦則社會安定，家庭幸福則社會祥和，家庭文明則社會文明”。維系家庭穩定、提升婚姻幸福感，是一個龐大而持久的課題，這需要司法機關提供堅實的司法后盾，需要多部門間的協作配合，更需要每個人的努力。同舟共濟方能始終，錙銖必較或將成困。希望大家尤其是廣大青年人能夠對此予以高度重視。最高人民法院也將進一步梳理婚姻家庭領域特別是涉彩禮糾紛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通過發布典型案例、普法宣傳等多種形式，促推家庭文明建設，更好地回應人民群眾的新要求、新期待。

第二批人民法院涉彩禮糾紛典型案例

目錄

案例一：短期內多次“閃婚”并收取高額彩禮，可以認定以彩禮為名借婚姻索取財物——趙某訴孫某離婚糾紛案

案例二：一方基于索取財物目的與另一方建立戀愛關系、作出結婚承諾，可以認定為借婚姻索取財物——王某訴李某婚約財產糾紛案

案例三：婚介機構以保證“閃婚”為名收取高額服務費，應結合合同履行情況返還部分費用——林某訴某婚介公司服務合同糾紛案

案例四：因彩禮給付方隱瞞自身重大疾病導致未辦理結婚登記的，應考慮其過錯情況對彩禮返還數額予以酌減——吳某訴劉某婚約財產糾紛案

案例一短期內多次“閃婚”并收取高額彩禮，可以認定以彩禮為名借婚姻索取財物

——趙某訴孫某離婚糾紛案

【基本案情】

2020年10月，趙某（男）與孫某經人介紹相識，同月雙方登記結婚。趙某向孫某給付彩禮8.6萬元，婚后未生育子女。2021年6月，趙某提起本案訴訟，主張孫某將婚姻作為獲取財物的手段，請求判決雙方離婚，由孫某返還全部彩禮，主要理由是：婚后孫某主要在娘家居住，雙方共同生活時間不超過一個月，期間因孫某一直主張身體不適無夫妻之實，雙方還經常因孫某索要財物一事發生矛盾，2021年3月再次為此事爭吵后，孫某回娘家不再與其聯系。

經法院查明，近4年內，孫某另外還有兩段婚姻，均是與男方認識較短時間后便登記結婚，分別接收彩禮8萬元、18萬元。在兩段婚姻所涉離婚訴訟中，男方均提到雙方婚后不久即因錢財問題發生矛盾，之后孫某就回娘家居住，沒有夫妻生活。

【裁判結果】

審理法院認為，根據已查明的事實及當事人陳述，孫某在四年內就已涉及三起離婚糾紛，結婚倉促，婚姻關系維系時間短，且男方均表示，孫某收取了較高數額的彩禮，婚后雙方只有夫妻之名，孫某在雙方發生矛盾后即回娘家居住，沒有繼續與男方共同生活的意思表示。綜合全部在案證據，可以認定孫某的行為屬于以彩禮為名借婚姻索取財物。故判令解除婚姻關系，由孫某返還全部彩禮8.6萬元。

【典型意義】

根據涉彩禮糾紛司法解釋第二條規定，一方以彩禮為名借婚姻索取財物，另一方請求返還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給付彩禮的目的除了辦理結婚登記這一法定形式要件外，更重要的是雙方形成長期、穩定的共同生活狀態。本案中，雖然孫某已與趙某辦理結婚登記，但婚姻關系存續時間較短，且孫某主要在娘家居住，雙方未能形成長期、穩定的共同生活狀態。同時，結合雙方經常因孫某索要錢財發生爭吵以及孫某之前所涉兩次離婚糾紛的具體情況，人民法院認定其有通過婚姻索取財物的行為，判令其全額返還彩禮，再次明確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的司法態度，維護正常的婚戀秩序。

案例二一方基于索取財物目的與另一方建立戀愛關系、作出結婚承諾，可以認定為借婚姻索取財物

——王某訴李某婚約財產糾紛案

【基本案情】

2023年6月，王某（男）與李某通過微信相親群相識。同月下旬，李某向王某表達交往意愿，并提出在共同生活和辦理結婚登記之前王某要給其25萬元，王某表示同意，雙方遂建立戀愛關系。自2023年6月至2024年2月，李某多次以支付房屋租金、買首飾及其他生活消費為由，向王某索取12萬余元。期間，雙方一直異地生活，主要通過微信聯絡，李某主動與王某聯系幾乎均以索要錢款為目的，其余時間則以工作忙碌等為由拒接、忽視王某的電話，且其從未回贈過王某財物。因自2024年2月起李某拒接王某電話，對王某的領證提議采取推脫、逃避的態度，并多次表示“給夠錢才領證”，雙方產生隔閡，王某提起本案訴訟，請求李某返還所得錢款12萬余元。李某抗辯稱，王某在戀愛中自愿贈與的財物不應返還。

【裁判結果】

審理法院認為，戀愛中的贈與是指男女雙方為增進感情，主動、自愿贈與對方財物以表心意，且通常為互相贈與，若日后雙方未結婚，贈與的財物一般無須返還。借婚姻索取財物則是一方為取得財物而與另一方建立戀愛關系、作出結婚承諾，給付一方通常是被迫而非自愿贈與財物。本案中，結合雙方交往真實意圖、給付財物態度、相處模式及感情狀況等事實可以看出，李某對雙方的感情持漠然態度，其與王某建立戀愛關系是為了利用王某對結婚的期待索要財物從而滿足物質需求，李某的行為構成借婚姻索取財物。李某應將王某給付的錢款全部返還。故判令李某返還全部12萬余元。

【典型意義】

本案中，李某在此段關系中名為戀愛、實為索財，其僅在有物質需要時才與王某聯系。同時，李某雖表示可以結婚，但明確表示“給夠錢才領證”，索取財物意圖明顯。盡管李某索要的單筆款項價值不大，但不能將王某的贈與行為視為正常戀愛中的贈與，而是認定李某借婚姻索取財物，按照涉彩禮糾紛司法解釋第二條規定，李某應全部返還。

案例三婚介機構以保證“閃婚”為名收取高額服務費，應結合合同履行情況返還部分費用

——林某訴某婚介公司服務合同糾紛案

【基本案情】

某婚介公司的廣告宣傳中有提供“閃婚”服務等內容。2024年1月15日，該婚介公司向林某（男）發送了趙某的個人信息。2024年1月18日，林某與該婚介公司簽訂《（男方）婚姻介紹服務合同》后支付服務費17萬元。2024年1月19日，林某與趙某登記結婚。后雙方因發生矛盾，于2024年2月29日經法院調解離婚，趙某退還了彩禮。期間，雙方未共同居住。林某遂提起本案訴訟，主張因服務合同目的無法實現，請求由婚介機構返還全部服務費17萬元。

【裁判結果】

審理法院認為，婚介機構作為特殊的服務行業機構，應當秉承誠實信用的服務理念為委托人提供服務，嚴格遵守行業規范，妥善履行合同義務。本案中，婚介機構在提供婚介服務過程中沒有充分評估雙方感情基礎，未能妥當履行合同義務，反而以提供“閃婚”服務為名借機收取高額服務費。但考慮到婚介機構提供婚姻信息、陪同必然產生一定費用，林某對趙某缺乏了解就匆匆結婚，自身也存在過錯，酌情考慮扣除2萬元勞務費等合理費用，判令婚介公司返還服務費15萬元。

【典型意義】

現實生活中，婚介機構為未婚男女牽線搭橋，成就美好姻緣，本是好事，適當收取服務費亦不違反法律規定。但如利用未婚男女急于尋找佳偶的心理，以提供“閃婚”的中介服務為名收取高額服務費，則該行為違反了婚介服務的應有之義，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悖。“閃婚”當事人因婚前缺乏深入了解，感情基礎不牢，容易“閃離”。在此情況下，當事人主張高額服務費應予返還的，人民法院可以結合婚介機構履行合同情況、當事人離婚原因等因素，認定具體返還金額。

案例四因彩禮給付方隱瞞自身重大疾病導致未辦理結婚登記的，應考慮其過錯情況對彩禮返還數額予以酌減

——吳某訴劉某婚約財產糾紛案

【基本案情】

2023年8月，吳某（男）與劉某舉行訂婚儀式，給付彩禮22.8萬元。后因劉某發現吳某隱瞞患有重大疾病導致不能生育的情況，未再辦理結婚登記。雙方沒有共同生活過。吳某遂提起本案訴訟，請求劉某返還全部彩禮22.8萬元。

【裁判結果】

審理法院認為，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且未共同生活，符合法律規定的返還全部彩禮的法定情形，但因吳某向劉某隱瞞了自身存在重大疾病導致不能生育的情況，其對未辦理結婚登記這一結果存在過錯，應對返還彩禮數額予以酌減。經法院調解，劉某酌情向吳某返還彩禮20萬元，吳某撤回起訴。

【典型意義】

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且未共同生活時，彩禮給付方要求返還全部彩禮的，人民法院一般應予支持。但本案中，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系因吳某向劉某隱瞞其身患重大疾病導致，吳某存在過錯，在處理相關糾紛時應對該情形予以考慮。經人民法院調解，對劉某返還彩禮數額予以適當酌減，體現了對雙方當事人利益的平等保護。

那么有沒有必要起草婚內財產協議？蔡律師執業幾十年來辦理了成百上千起婚姻家事案件，可以明確告訴大家，白紙黑字的書面協議非常有必要。參考《簽訂夫妻財產協議在涉及財產分割案件時更有可能獲法院支持——相關案例集成》文章中的法院觀點，顯然能看出在涉及財產分割案件時，法院更支持按照先前雙方所簽的財產協議判。一份具有法律嚴謹性的夫妻財產協議，不僅能理清家庭財產分配，還能避免在日后財產糾紛中產生訟累。

很多人可能覺得，雙方商量著大概寫個約定就行了，或者網上抄個模版，沒必要委托律師，實際自己寫起來無從下手。蔡律師執業這么多年，見過太多人為了“省小錢吃大虧”。除了房子車子，還有一大堆股權、合伙份額、債務之類的特殊財產不會分，有的籠統寫了股權，結果分紅、增值沒寫。有的寫好了心里又沒底，最終還是跑來咨詢律師“您看我這寫得有效嗎？”

為什么非得找律師寫？蔡律師說點實在的。首先，律師知道哪些話寫了也白寫。比如有人寫“誰出軌誰凈身出戶”，聽著解氣吧？但該類條款屬于“忠誠協議”，法律根本不認。再比如雙方約好了房子歸某方，但光寫這一句不夠嚴謹，得寫清楚“另一方需配合辦理變更登記手續，不得反悔或撤銷，違約責任如何”這種細節很多人想不到，律師能把這些容易被鉆空子的漏洞全堵上。其次，律師會盯住那些“隱形財產”。開公司的、炒股的，這些特殊財產分割最麻煩。一方要是偷偷把公司股權轉給親戚，另一方查都查不到。但律師見過太多套路，協議里會提前寫死，約定好股權、債權、相關收益等分配。最后，每個人具體的財產情形不同，不是簡單的套模版就能解決的，實際可能有很多模版沒有顧及到的問題。專業律師不僅熟悉各類法律法規，更了解司法實踐中可能遇到的問題和解決方案。在撰寫財產協議時，能夠根據雙方的實際情況為其量身定制。

總而言之，對于步入婚姻的夫妻而言，如果想要保護自身財產權益，避免日后紛爭，應早日委托專業婚姻家事律師代擬夫妻財產協議，在最大限度內保障自身的利益。財產協議不僅是夫妻間的簡單約定，它更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文件。雙方簽字確認后，協議中的內容將受到法律的保護和約束。因此協議中每一個條款的表述和權利的界定，都需要精確、嚴謹，而這正是專業律師所擅長的。

專業福州離婚律師蔡思斌，從業二十余年間辦理了上千宗包括婚姻繼承、刑事、合同、房地產等各類型案件。系福建省直律協2015年度優秀律師、上海錦天城（福州）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其專注于婚姻家庭與遺產繼承類案件的辦理與研究，在協議離婚及調解、離婚訴訟、財產分割、子女撫養、股權分割、遺產繼承、分家析產、遺囑見證等方面均有極其豐富的實務經驗及獨到的研究，成功代理過大量的婚姻、繼承類案件，勝訴率高。蔡律師充分利用中國裁判文書網，專注于審判大數據研究，開設《福州家事審判觀察》專欄，已收集福州市區近年所有的婚姻案件、繼承案件的判決書，并對該數千份判決書分門別類、區分專題，不斷展開實務研究、深入分析，對相關法院關于離婚、子女撫養、財產分割繼承案件的審判規律、裁判規則等有較深入的掌握，大幅提升了蔡思斌律師團隊辦理婚姻繼承類案件的勝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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