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辦理的一個莆田民間借貸案，案件事實非常清楚，對于經法院認定及雙方無異議的主要事實歸納如下：
1、當事人的丈夫王某于2013年7月20日有出具借條：“我于2008年7月向謝某某先生分六次借人民幣516400元整。以此據替代原告的陸張借據。特此聲明。”
2、該借條上有出現描畫、重寫的狀態(tài)。債權人謝某辯解：據2017年7月26日開庭筆錄，謝某對于借條存在描畫、重寫痕跡的解釋為“原來模糊了再加上去”。而后謝某當庭提出其有另一份所謂沒有修改痕跡的借條，至于本案借條之所以會有描畫、重寫痕跡是因為2013年7月20日王某在謝某家中出具借條后，過了兩三天王某又在謝某家中睡覺時，被其偷走，后來在復印件的基礎上又重新出具了這份有描畫、重寫痕跡的借條。3、債務人王某在2013年3月24日因車禍住院，2013年7月23日出院。2013年4月25日、30日，醫(yī)囑注明：“神經內科會診”，2013年7月23日，出院記錄亦載明王某患有雙相型情感障礙，且存在“精神萎靡、疲勞、答題目不配合等精神癥狀，經慈康醫(yī)院精神科大夫會診示：雙相型情況障礙。”
4、債權人謝某在被告詢問原告時，其表示此前6張借條均在王某家中出具；而后法庭再次詢問時其則改變說法，稱6張借條系分別在王某家中及原告家中（旅社）出具，本案訴爭借條是在原告家中（旅社）出具。
債權人謝某陳述所有借款都是現金給予，無他人在場。
5、2016年11月15日，王某去世；2017年3月14日，謝某至法院起訴王某妻子及兒子。
主要法律依據：
借款合同系實踐性合同，須以實際交付借款為生效前提。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第九條規(guī)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視為具備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條關于自然人之間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現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時；（二）以銀行轉賬、網上電子匯款或者通過網絡貸款平臺等形式支付的……”以及《全國民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法辦【2011】442號第五部分：“出借人應對存在借貸關系、借貸內容以及已將款項交付給借款人等事實承擔舉證責任。”
對于案件結果，大家肯定以為原告只有一張借條，不能證明已經實際支付借款，且債務人王某當時因車禍住院并患有雙相型情感障礙等，且關于借條簽署方式、簽署時間、簽署地點都有矛盾，法院應該不可能認定債務成立吧。可惜，讓人大跌眼鏡的是，莆田某區(qū)法院是這樣判的：
“本院認為，合法的借貸關系受法律保護。王某生前于2008年7月至2013年1月間分六次向謝某借款共計516400元，有謝某的陳述及王某結算后出具的借條等在案為憑，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本院予以認定。”
法院不考慮案件中的重重疑點及矛盾之處，不考慮債權人根本沒有證據證明款項已實際支付，就憑借債權人謝某的自述及一紙借條認定本案債務成立。
對于這樣的結果，當事人當然非常憤慨激動，我也很難接受，無論是從法律上還是情感上。當事人讓我好好研究一審判決，一定要上訴。我很無奈，法院根本不展開分析，不對案件的矛盾、疑點之處進行相關辨析，只是就前述這么一句就將案件定性完畢，中心點就是有債權人自述及借條，法院就認了。你叫我如何研究，如何針對性上訴呢，可惜了前面提交洋洋灑灑總計為九頁的律師代理詞。
案件還在上訴中，其他也不好多說，就用我擬的上訴狀最后幾段話作為結尾吧。
“綜上所述，被上訴人沒有提供任何證據證明款項實際交付，且本案借條形成于王某精神狀態(tài)非正常期間，而被上訴人其關于借款支付方式、借款時間、借條形成等又存在諸多矛盾、不合常理與交易習慣之處的情況下。
原審法院僅憑借條一張及被上訴人單方陳述，不考慮上訴人提出的觀點及疑點，而武斷地不作任何邏輯辨析就認定本案“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本院予以認定”實難讓人信服。上訴人實在無法理解一審法院的判案邏輯，也無法接受這樣的裁判結果。本案裁判可能與法律水平高低無關，真正重要的是良知、良心、公道！
如若這樣疑點重重、矛盾重重的民間借貸案件都能獲得法院支持的，等于顛覆了莆田民間借貸案的裁判基本規(guī)則，等于以后隨便一張借條而無論是否有實際出借款項都可以獲得法院支持，這對上訴人及廣大虛假債務受害人是何等之不公平。
上訴人懇請二審法院能依法查清事實、真正合理適用舉證規(guī)則、從民眾生活常識角度出發(fā)，以法律為依據，還上訴人一個公道，依法對案件改判！讓上訴人能依舊保持對法律的敬畏、對法院公平判案的信心、對法官專業(yè)水平的崇敬！真正相信世間有公道、人心有公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