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夫妻共同債務，在很多人眼里都認為只有婚后產生的債務才可能被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對于婚前債務另一方是絕對安全無需承擔的。但按照法律規定，如果婚前債務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那同樣可以屬于夫妻共同債務。

本案法院認定夫妻共同債務系通過一條邏輯鏈進行認定：男方所欠債務是建筑物資租金，男方使用租賃的建筑物資完成了某工程項目，

工程項目方給付男方一套工抵房用于折抵工程款，后工抵房預告登記在女方名下。綜合上述內容，雖然債務是男方婚前所借，并且債務沒有直接用于夫妻生活，但通過債務最終獲益的是夫妻雙方，因此該筆債務同樣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屬于夫妻共同債務。

當然，如果本案男方是將該房產預告登記于其個人名下，那由于該房產不屬于夫妻共同財產，法院將難以認定該筆債務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女方自然無需再承擔責任。

此外，就本案提醒各位當事人，對方主動給你在婚前房產上加名也未必是好事，如果房子是通過債務置換取得，那有時需承擔的共同債務可能比能分得的房產份額更多。

案情簡介：

2023年3月至2024年8月，徐某承建某建筑工程期間，租用李某鋼管等建筑物資，因未足額支付李某費用，雙方于2024年12月簽訂了債權數額確定協議，約定徐某支付李某租賃費及物資丟失賠償費56萬元。協議簽訂后，徐某未按約定付款，李某遂將徐某及其妻子郭某一同訴至法院，要求二人共同承擔還款責任。案件審理過程中，徐某稱其與郭某于2024年9月結婚（已查明），案涉債務是婚前所欠，與妻子無關，應屬于徐某個人債務。

法院觀點：

本案爭議焦點為徐某拖欠李某的租賃費及物資丟失賠償費系個人債務還是夫妻共同債務？《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一）》第三十三條規定：“債權人就一方婚前所負個人債務向債務人的配偶主張權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債權人能夠證明所負債務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的除外。”結合案件查明事實，2024年7月，案涉建筑工程項目方曾向被告徐某給付一套房產，用以抵扣其租賃案涉建筑材料進行施工產生的工程費、勞務費，抵扣給徐某的該套房產已于2024年10月即徐某與郭某婚后在不動產登記部門預告登記在郭某名下。同時，根據建筑材料運輸工人劉某的證言，徐某承建工程期間，其在案涉工地上運送鋼管等物資時多次見過郭某，且2024年10月劉某向徐某索要運費時，徐某稱資金不足，要向郭某要錢后才能結算。綜合上述證據，可以證明案涉租賃合同履行過程中，對于被告徐某自2023年3月至2024年8月租用原告李某鋼管等建筑物資以及雙方于2024年12月結算租賃費和物資丟失賠償費的事實，被告郭某是知情的，且因該租賃合同產生的生產經營收益即一套房產，預告登記在了被告郭某名下，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故該筆債務屬于被告徐某、郭某的夫妻共同債務。最終，法院判決被告徐某及其妻子郭某共同承擔還款責任。

索引案例：豫法陽光公眾號?《妻子憑什么承擔丈夫婚前債務？》

這個問題需要區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售房款可以完全覆蓋售房款，無需使用夫妻共同財產出資。根據《民法典》1063條之規定，一方的婚前財產為夫妻一方的個人財產，不因婚姻關系而轉化。該方在婚后賣出該房產的所得款項，實際仍然屬于其個人財產，只是婚前個人財產的形態發生了自然轉化。據此，用該筆款項購置新房產并登記在個人名下的，仍然屬于該方的個人財產，屬于一種以房換房的行為。對于這一問題，實踐中基本沒有爭議。

但一定要注意，要避免財產發生混同。如果財產混同，法院就很有可能認定為是夫妻共同財產。

如（2020）川0192民初1536號民事判決書，法院認為：登記于高某名下位于成都市龍泉驛區，高某主張購房款來源于婚前個人房屋售賣款，該商鋪系其婚前財產轉化而來。高某陳述其在婚前個人所有的沈陽市10-3號住宅于2007年11月15日以60萬元的價格賣給案外人杜波，其陳述出資購買案涉商鋪時間為2010年10月8日，相隔時間三年之久，且售房款系種類物并非特定物，高某主張出資款等同于婚前個人房屋售賣款，證據不足，不能成立。根據我國物權法的規定,不動產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依照法律規定應當登記的,自記載于不動產登記簿時發生效力。該商鋪產權登記時間為2012年11月1日，高某與韓英于××××年××月××日登記結婚，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高某出資購房應視為夫妻共同財產，由高某、韓英共同共有。

通常來說，有以下幾種方式明晰財產性質。一、單獨開立賬戶存放售房款項，避免該筆款項與夫妻共同財產發生混同。二、簽訂夫妻婚內財產協議，對財產性質進行約定和區分。三、留存出售個人婚前房產到購買婚后房產這一過程所涉及的所有憑證，以證明購買新房產的款項全部來源于售賣婚前個人房產所得。當然，不可能兩套房產的價格正好完全相同，若有添補的價款，還需證明所添款項也源于個人財產。

第二種情況則是售房款無法覆蓋購房款，需要另行籌措資金。此時就需要區分資金的來源，如果籌措的資金仍然是來源于個人財產，那實際上是與第一種情況一樣，該房產仍然是個人財產。

但如果存在使用夫妻共同財產出資的情況，情況就會相對復雜，有部分法院認為該房產系婚后雙方共同出資購買，會將房產直接作為夫妻共同財產分割，只是會結合購房款來源、婚姻存續時間等因素綜合判定雙方所得份額，但在分割時并不會將一方使用個人財產的出資款單獨列為其個人份額進行分割。

也有一部分法院觀點認為一方使用個人財產的出資款應當單獨作為個人份額進行分割，需要將夫妻共同出資部分和個人出資部分進行區分。

例如人民法院案例庫入庫案例楊某乙訴楊某甲離婚后財產糾紛案【編號2023-16-2-015-001】法院認為：根據本案收錄的證據，可以認定購買涉案房屋的購房款中有200000元系楊某甲處分個人婚前財產支付的事實。一方婚后用個人財產購買房屋部分，離婚時該部分財產應認定為個人財產，其自然增值也屬于個人。一審判決考慮本案的實際情況，將該房屋判歸楊某甲所有，由楊某甲在扣除其個人財產200000元占購房款的比例以及對應的增值部分后補償楊某乙一半價款的判決結果正確。二審判決在未對楊某甲以個人財產支付購房款的事實進行查明的情況下，即徑行改判屬事實認定不清，適用法律不當，檢察機關的抗訴意見成立。

總的來說，無論是哪種情況，賣房一方要想最大程度保障自己的權益，要細致留存好所有相關憑證，確保所有的錢都是由自己經手，并且沒有和任何夫妻共同財產發生混同。最好是單獨設立一個沒有任何存款的賬戶用來收取售房款和出資購房款。當然，要想避免產生爭議，最簡要的方式還是簽訂婚內財產協議，白紙黑字明晰。

最近一則夫妻間撤銷房產贈與的案例判決印證了我們之前討論過的趨勢：《<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司法解釋（二）》第5條出臺后，離婚訴訟中，無論房產贈與是否過戶，法院都可綜合考量婚姻狀況重新判定歸屬和補償。值得注意的是，本案雖發生在新規施行前，但其判決思路與新規精神高度一致。

與我們前文所述案例不同的是，這則案例判決力度更大，結果更狠。本案男方在婚后將其婚前個人房產贈與女方并完成過戶，然而僅僅一年后，女方即起訴離婚。男方并未在離婚案中糾纏房產，而是另案提起贈與合同糾紛，主張該贈與隱含“維系婚姻至百年”的義務，女方離婚即違約，要求撤銷贈與。法院不僅支持了男方的撤銷請求，更關鍵的是未判決男方給予女方任何經濟補償，這與先前討論的即使撤銷贈與也常需補償的案例形成強烈反差。

為什么這個案子判決這么狠？關鍵在于男方的訴訟策略和法院對贈與性質的認定。男方沒有在離婚訴訟中要求分割房產，而是單獨提起了贈與合同糾紛。這就跳出了離婚訴訟中常有的“照顧受贈方權益”“考慮婚姻貢獻”等綜合衡量的框架，更聚焦于合同法本身的贈與撤銷規則。

法院的核心觀點在于，雖然《贈與合同》里沒有明確規定贈與義務，但結合雙方實際情況——該房產系男方唯一高價婚前財產，而且是其父母出資買的婚房，男方自己收入也不高。在這種情形下，男方把唯一的婚房無償送給女方，按照社會常理和一般人的理解，這背后必然隱含著“希望婚姻穩定長久”的目的。法院可以據此推定，這種基于夫妻關系的重大財產贈與，本身就附帶了維系婚姻的義務。女方接受贈與后不久就起訴離婚的行為，被視為沒有履行法院所推定的義務，也就滿足了《民法典》里關于撤銷“附義務贈與”的條件。

這個判決的參考價值在于：第一，它再次確認了，即使贈與合同里沒有明確約定贈與條件，法院也可以根據雙方的具體情況來推定該贈與是附帶某種義務的。第二，它體現了在特定情形下，如贈與方經濟條件一般，贈與財產價值巨大且與婚姻緊密相關，受贈方得到贈與后卻想要迅速脫離婚姻的，即使雙方仍處于婚姻存續期，法院也可能會支持完全撤銷贈與，讓財產恢復到原始狀態，無需額外補償。

這則案例無疑再次給那些意圖通過在婚姻中獲得財產后迅速離婚的人敲響了警鐘，同時也預示了后來司法解釋（二）第5條所強調的原則：在婚姻家事領域，涉及重大財產的約定或贈與，不能脫離婚姻關系的本質和雙方的實際狀況，形式上的約定和過戶登記，不再是絕對的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此案發生在司法解釋（二）第5條施行之后，判決的關鍵區別在于補償問題。新規下，雖然男方極可能基于婚姻存續時間短且無過錯拿回房子，但本案中完全撤銷且無需任何補償的判決可能難以再現，法院判決拿回房產的同時必然涉及是否給予補償的考量。即使補償金額很低，甚至可能是象征性的，但完全不補償的判決將極為罕見。這體現了法規在否定惡意獲取財產與平衡雙方利益之間的新調整。

案情簡介；

涉案房屋系李小帥婚前購買并登記在其個人名下，屬于李小帥的婚前個人財產。2020年12月24日，李小帥、孫小美登記結婚。

2022年10月28日，李小帥與孫小美簽訂《贈與合同》，約定李小帥自愿將涉案房產贈與孫小美個人所有，該合同在雙方辦理不動產登記變更后不可撤銷。同日，李小帥、孫小美共同出具夫妻更名申請并完成房屋所有權變更，約定涉案房屋所有權歸孫小美一人單獨所有，今后有權單獨處置該房產。

2023年11月15日，孫小美提起離婚訴訟。2023年11月29日，一審法院作出判決，認定事實如下：“原告主張雙方因性格差異較大，未能建立起夫妻感情，雙方婚姻關系已無法維系，但未提交雙方夫妻感情確已破裂的有效證據。……不準原告孫小美與被告李小帥離婚”。據此，直至本案訴訟時雙方仍處于婚姻存續期。

隨后，李小帥提起本案訴訟，請求判決撤銷其向孫小美贈與房屋的行為，要求孫小美將涉案房屋返還并配合辦理不動產變更登記手續至李小帥名下。

一審法院觀點；

本案中，李小帥與孫小美簽訂《贈與合同》將涉案房屋贈與孫小美，并將涉案房屋過戶登記到孫小美名下，是基于雙方之間的夫妻關系，按照一般善意人的通常理解，李小帥的該贈與行為包含了促進雙方夫妻關系和諧，維系雙方的婚姻家庭關系直至百年的目的，應認定李小帥將涉案房屋贈與孫小美系附義務的贈與。孫小美在接受涉案房屋贈與后，其與李小帥的夫妻關系沒有好轉，孫小美于此后不久向人民法院提起離婚訴訟，說明李小帥將涉案房屋贈與孫小美的目的未達到，孫小美未履行維系雙方婚姻關系等附隨義務。雙方在《贈與合同》中約定“甲方贈與乙方房產，本合同在雙方辦理不動產登記變更后不可撤銷”，結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條第一款“贈與人在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之前可以撤銷贈與”之規定，對該約定應理解為在涉案房屋變更登記到孫小美名下后李小帥便不再享有任意撤銷權，本案中李小帥并未明確表示放棄其法定撤銷權，故該約定不能對抗李小帥基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三條規定享有的法定撤銷權。

2023年11月23日李小帥收到孫小美的離婚訴訟民事起訴狀，自該日起李小帥應當知道撤銷事由，至2024年4月8日李小帥在山東訴訟服務平臺申請立案之日，未超過法律規定的行使撤銷權的期限。

綜上，李小帥主張撤銷其向孫小美贈與涉案房屋的行為，并請求孫小美將涉案房屋予以返還并配合其辦理不動產變更登記手續至其名下的訴訟請求，有相應的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予以支持。

二審法院觀點；

本院審查認為，本案基于婚姻家庭關系的特殊情形，在堅持法理的基礎上，更應從贈與人贈與的目的、雙方婚姻狀況等方面，綜合考量贈與是否系贈與人基于一定條件作出的意思表示。

雙方于2020年12月24日登記結婚，案涉房登記，與上訴人陳述的婚前就在親朋好友面前提到要將涉案房產贈與給上訴人，登記結婚之后雙方就完成了贈與的事實并不一致；案涉房產系被上訴人父母出資為其購買的結婚用房，價值一百余萬元，也是被上訴人名下唯一的住房，其本人的月收入也僅幾千元；被上訴人在自身經濟條件并不寬裕，名下亦無其他房產的情況下，如不是基于維護婚姻穩定、增進夫妻感情和維系家庭和睦的目的，并取得上訴人的同意，沒有理由將父母出資為其購買的婚房無償贈與上訴人；如雙方沒有就此進行約定，這種贈與行為便不符合常理，更不符合情理；被上訴人陳述的“為了家庭和睦并過上正常夫妻生活，遂答應被告的要求，但明確提出今后要‘相互扶持、維系好婚姻家庭關系、過正常人的日子’等條件，被告同意”更具有合理性。一審法院據此判決撤銷贈與合同并無不當。

綜上所述，上訴人孫小美的上訴請求不能成立，應予駁回；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

案例索引：（2024）魯07民終8764號，以上均為化名。

該案案情十分簡單，就是丈夫與第三者保持不正當曖昧關系并贈與第三者款項，原配起訴后法院認定贈與行為違背公序良俗，第三者應當返還受贈款項，但最終結果卻是判決將款項返還與出軌丈夫。

這樣的判決相當于是讓出軌丈夫成為了“情偷了，錢還能拿回來”的實際受益者。原配妻子面對這樣的判決自然是不服提起上訴，并繼續委托蔡律師團隊林俊鋒律師代理。

該案中還有一個細節，就是男方和第三者從始至終都否認雙方存在曖昧關系，并且男方始終是堅定的站在第三者一方，不僅始終否定雙方是不正當關系，對于贈與第三者的款項更是全部辯稱是生意往來而非贈與款。

對于此類告“第三者”的案件，蔡律師團隊亦經辦多起，一般來說男方出于臉面大都不會出庭應訴，像本案這種完全站到第三者立場去歪曲事實實踐中是極其少見的，給原配造成巨大傷害。

二審過程中，林俊鋒律師也是抓住了這一細節問題，向二審法院提出兩個觀點：

1、從本案整個訴訟過程來看，男方與第三者已經串通一氣，兩者訴訟利益已經高度統一，如果繼續將款項返還男方，男方完全有可能直接放棄向第三者追討，屆時原配實際上無法追回任何款項。

2、按照原審的邏輯，今后只要出軌一方與第三者串通，那原配將無法追回任何夫妻共同財產，畢竟第三者將款項返還出軌一方后，出軌一方完全可以再次將款項擅自贈與第三者，而此時原配如果要主張權利，又需要再次提起訴訟，如此原配將會陷入無窮無盡的訴訟。

最終二審法院也是采納林俊鋒律師觀點，二審法院認為“關于返還的對象。贈與行為被確認無效后，財產權益應當回歸至該處分行為發生前的原始狀態，陳某（男方）并未要求張某（第三者）返還贈與款項，且在一、二審期間均主張其與張某之間并無贈與事實，可見其意思表示仍具有損害夫妻共同財產的現實風險，考慮到本案原告僅為林某（原配），陳某并非原告，一審判決張某向陳某返還贈與財產，不利于林某實際取回共同財產，應認定張某向林某返還財產為宜”

從說理也可以看出，二審法院實際上也認為根據法律規定，行為無效后，財產應該回歸至初始狀態，但最終卻沒有機械適用法條，而是考慮到男方的行為有損害夫妻共同財產的風險，最終從更好的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角度出發，認定第三者應將款項返還原配。在此也必須給二審的經辦法官點一個贊。

當出軌男簽下那份標注著不可撤銷的50萬豪車贈與協議時，他滿心盤算的是用金錢維系與婚外情人的關系，妻子財產權益從未出現在他的考量中。

直到他遲遲未予兌現，情人持協議將其訴至法庭索要40萬違約金時，這位男士仿佛才驟然想起自己的已婚身份。他為守住錢財不惜在二審中自曝自己對情人隱婚，痛斥出軌沒有道德底線，該協議違反公序良俗，據理力爭“保護”夫妻共同財產，甚至不惜拉出原配聲明其對自己的出軌行為不知情，仿佛自己始終是維護與原配婚姻的忠誠衛士，這番操作將極端自私演繹得淋漓盡致。

一審由于男方未出庭，法院認定贈與協議為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故協議有效，男方應支付女方違約金。二審由于男方的自證已婚及其原配的不知情聲明，法院認定該協議因侵犯了原配對夫妻共同財產的處分權且有違社會公序良俗而無效。

一二審判決其實都很常規，關鍵就在于一審法院未審查男方的婚姻狀態。實際可能男方本以為一審法院會核實自己已婚，進而判決協議因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自己能穩贏官司才坦然未出庭。一審法院估計也沒想到還有這層狗血關系，直接按一般贈與合同糾紛處理了，男方二審才不得不當庭自曝，故也才有改判之機。

《〈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二）》第七條明確將婚姻存續期間一方將夫妻共同財產贈與第三者的行為定性為違背公序良俗，另一方可以主張無效。該條規定的立法目的在于保護家庭倫理與社會公共利益，保障無過錯方的財產權。在本案中，出軌男恰恰是婚姻的破壞者，他卻成功利用該條法規保全了40萬。他從未真心維護原配利益，僅在個人財產受威脅時，才慌忙想起夫妻共同財產這塊法律盾牌。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原配的“不知情聲明”，客觀上卻保全了丈夫曾試圖贈與情人的錢財。

法律因保護無過錯方而否定協議，但本案最終獲益者卻是背叛婚姻的過錯方，情也偷了，錢也守住了。男方的抗辯策略雖取得勝訴結果，該份判決書也永久記錄了他的不堪：贈與情人時肆意踐踏婚姻，履行贈與時又高呼婚姻神圣，法律或許能允許他通過原配的手保住錢財，但信任崩壞的代價，遠非四十萬能贖。

案情簡介：

被告張大強與案外人范女士于2021年10月26日登記結婚，雙方的婚姻關系持續至今。雙方婚姻存續期間，張大強同時與原告葛小美在2022年8月左右至2024年5月左右期間存在戀愛關系。

2024年1月30日，張大強與被葛小美基于戀愛關系簽訂《無償贈與協議》，約定張大強自愿出資無償贈與葛小美沃爾沃汽車一輛（價值50萬元人民幣），贈予不附帶任何條件，張大強如違反本協議約定，以相當于該汽車總價款的80%向葛小美支付違約金。

葛小美稱該協議系被告張大強和其談戀愛期間與案外人范女士保持不正當關系，張大強為求葛小美原諒而承諾贈與其汽車一輛，并寫下案涉協議，自己與張大強戀愛期間不知道其是已婚狀態。

后張大強未履行該贈與協議，故葛小美訴至法院，請求判令張大強支付違約金400000元。

張大強辯稱該協議是隱瞞妻子所簽，屬于私自處分夫妻共同財產，同時該協議應因危害其婚姻關系，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

一審法院觀點：

贈與合同是贈與人將自己的財產無償給予受贈人，受贈人表示接受贈與的合同。原、被告均系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案涉贈與合同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也不違背公序良俗，故原、被告之間形成合法有效的贈與合同法律關系，該贈與協議對雙方當事人均具有拘束力。原、被告在贈與協議中約定若被告違反協議約定，則以相當于該汽車總價款的80%向原告支付違約金。本案中，被告未按協議約定向原告交付車輛，因此，原告有權基于協議要求被告支付違約金，故對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違約金400000元的請求，于法有據，一審法院予以支持。被告抗辯稱贈與協議附結婚條件，但其并未提交證據予以證實，一審法院不予采信。

二審煙臺中院觀點：

本院認為，上訴人張大強與案外人范女士于2021年10月26日登記結婚，雙方的婚姻關系持續至今。2024年1月30日，上訴人張大強與被上訴人葛小美基于戀愛關系簽訂《無償贈與協議》，后上訴人張大強未履行該贈與協議，系客觀事實。被上訴人葛小美自認其與上訴人張大強在2022年8月左右至2024年5月左右期間存在戀愛關系，因上訴人張大強欲向被上訴人葛小美無償贈與400000元的協議發生在上訴人張大強與案外人范女士的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二審中案外人范女士明確表示其不知情且不認可，上訴人張大強的無償贈與行為侵犯了案外人范女士對夫妻共同財產的處分權，并且有違社會公序良俗，該贈與協議應為無效。一審法院認定涉案贈與協議有效，明顯不當。即使本案上訴人無權主張協議無效，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第一款“贈與人在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之前可以撤銷贈與”之規定，上訴人在協議約定給付之前可依法行使任意撤銷權，現上訴人不同意繼續履行協議，一審法院判令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支付400000元不妥，應予糾正。

案例索引：(2025)魯06民終7號，以上均為化名。

本案男方離婚十年才想到探望孩子，作為父親顯然失責。女方所述“孩子不知道生父是誰，把繼父當生父”完全有可能是客觀事實，畢竟男方只在孩子1歲時有過陪伴，孩子怎么可能會認識呢。但這種說法在法律上顯然無法成立，因為探視權是父親享有的法定權利。

不過本案子女已經年滿十二周歲，法院在判決時其實也應該考慮孩子個人意愿。雖然法律賦予父親有探視孩子的權利，但在涉及未成年人案件中，未成年人健康成長才是法律最優先保護的。如果孩子不愿意接受探視且認為父親探視會影響其日常生活。那基于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原則，法院同樣有可能不會支持探視。不過如果女方一定要讓孩子出面，這樣直接將孩子推向親生父親的對立面，可能也會給孩子造成一定心理負擔，對孩子健康成長也同樣不利。

案情簡介：

2015年，小帥與小美調解離婚，約定2歲的兒子小明由小美撫養并自愿承擔撫養費。小美再婚后攜小明組建新家庭。小帥定居外地，在小明出生及1歲時有過陪護與探望，離婚后就再未支付過撫養費且長期失聯，2022年小帥要求探視被小美拒絕。2025年，小帥遂訴至法院主張探望權，要求每周探視及寒暑假共同生活。小美稱小帥離婚后未履行撫養義務且未探視，構成遺棄；小明現隨其再婚家庭生活，視繼父為生父，不知道小帥存在，強制接觸將造成心理沖擊。小帥則稱離婚后一直無法聯系上小美，只能通過聯系小美的家人了解孩子的情況，并表示過曾多次要求探視，但被小美拒絕。

法院觀點：

依據民法典第1086條規定，雙方離婚后，小帥作為不直接撫養婚生子的一方，依法享有探望小明的權利，小美有協助的義務。小美所述其現任丈夫視小明為己出，小明一直視繼父為親生父親，現家庭融洽，小明生活美滿，也是法院所期待看到的結果。小美擔心小帥的探望會破壞這種關系，雖情感上可以理解，但小美應明白父母子女的親緣關系是不可人為阻斷的，不讓兒子知曉親生父親的做法并不必然有利于孩子的身心發展。隨著孩子的成長，知曉真相后可能會對自己的父母產生誤解，反而不利于未成年人正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小美所述關于小帥未支付撫養費問題，因離婚時明確約定撫養費由小美承擔，故不構成遺棄，亦非中止探望權事由。

法院認為，孩子的健康成長有賴于父母雙方基于保護未成年子女的共識，相互配合，相互尊重，努力減少因大人分歧給孩子造成的傷害。從孩子未來的教育、生活等方面出發，多一份愛多一份保障，現小帥明確表示要求探視的意愿，且無法定阻止事由，法院綜合小明生活環境、學習情況，考慮到其對生父小帥仍為陌生，需給予其一定接受時間，對其要求探視的主張予以支持，對小帥要求長時間將小明帶離居住地進行探視的方式依法不予支持。綜上，法院依法判決小帥自2025年7月起于每月的第一個周日在小明居住地（或雙方協商的其他地點）探望一次，小美應予配合。

索引案例：湖南高院公眾號?《離婚后要求探視孩子，對方以孩子不知生父是誰為由反對探視，法院這份判決給出答案！》

關于“帶孫費”，雖然本案中法院認為照顧外孫女的行為是基于血脈親緣關系而形成的幫扶，承載著情感寄托和責任傳承是“有因”，以不構成無因管理駁回原了原告的訴訟請求。

不過實踐中亦有支持“帶孫費”的案例，支持觀點認為，隔代撫養不是法定義務，（外）祖父母對孫輩沒有法定撫養義務，基于公平原則，（外）祖父母有權主張支出的合理費用或補償相應損失。不過此類案例一般針對的是父母逃避撫養義務，將孩子丟下交給（外）祖父母撫養的情形。

除了上述情形外，如果（外）祖父母本就與子女簽訂協議約定相應的勞務費用，那自然也需要支付相應的“帶孫費”。

案情簡介：

小靜與小黃戀愛結婚后，分別于2002年、2010年生育二女。期間，小靜母親老劉與女兒、女婿共同生活，負責照顧孩子。2019年，小靜、小黃經法院調解離婚，雙方約定兩個孩子均由小黃撫養，小靜不支付撫養費。然而，為了方便孩子讀書，二人離婚后，小女兒一段時間隨小靜生活，一段時間隨小黃生活。在小女兒跟隨小靜生活期間，小黃給付了生活、教育等費用共計4萬余元。2024年，老劉以無因管理為由訴至法院，要求小黃、小靜支付2002年至2022年期間照料兩名孫女的勞務費39萬余元。

法院觀點：

無因管理是指沒有法定或約定的義務，為了避免他人的利益受損而自愿管理他人事務或者提供服務的行為，而家庭互助不適用無因管理。在本案中，老劉作為外婆，在女兒和女婿仍具備撫養能力時，雖沒有法定撫養義務，但其照顧外孫女的行為是基于血脈親緣關系而形成的幫扶，承載著情感寄托和責任傳承，是“有因”而非“無因”。《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條規定“家庭應當樹立優良家風，弘揚家庭美德，重視家庭文明建設。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互相關愛；家庭成員應當敬老愛幼，互相幫助，維護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關系。”老劉對女兒、女婿的幫助行為，屬家庭成員之間基于自然親情而產生的代際間的互相幫助、扶持，有利于家庭文明建設，符合法律規定，為社會倫理所認可，與公序良俗相符合，亦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倡導。如果將長輩對晚輩的日常照顧簡單歸于勞務交易，家庭成員的關系割裂化、契約化、機械化，既違背公序良俗，又有悖于尊老愛幼的傳統美德。據此，依法駁回原告老劉的訴訟請求。

索引案例：湖北高院公眾號?《老人帶孫索要39萬“帶孫費”，法院是否支持？》

對于給予方而言，公證的關鍵意義在于揭示風險與法律后果。盡管離婚后給予方有可能在特定條件下拿回房產份額，但仍可能需要對受贈方進行補償，無法實現無成本的撤銷。若財產約定經過公證，公證員會事先全面告知給予方可能面臨的潛在風險，促使其做出理性慎重的決策，從而避免因輕率處分財產而遭受損失。

對于受贈方來說，公證的意義除了明確房產在約定后仍有可能被重新分割的風險，使其形成合理預期外，還能夠固定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這種確認可以增強法院對受贈方請求的認可度。若財產約定經過公證且能提供婚后綜合貢獻程度作為事實支撐，協議被調整的可能性會降低，進而提高受贈方獲得房產或合理補償的可能性。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69條的規定，經公證的民事法律行為、事實和文書，應當作為認定事實的依據，除非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這一規定明確了經過公證的財產約定更具法律有效性。為了進一步提升公證的作用，男女雙方在制定財產約定時，可以加入一些明確的條款。

首先，明確給予目的及性質。將房產給予的具體原因，如基于婚姻關系存續、情感因素、家庭貢獻補償或未來生活保障等，清晰地寫入協議。該項條款不僅能避免未來因目的模糊而產生爭議，還能確保雙方對給予行為有清晰一致的理解，若產生法律糾紛時也能為法院提供具體依據。

其次，預設補償情形與標準。例如約定若婚姻關系存續時間較短，則解除時給予方有權收回房產份額；若婚姻關系存續時間較長，給予方想全額收回房產時，需給付另一方房價百分之幾十的補償金；婚姻關系存續滿一定期限，房產歸雙方共有等。這些條款能夠增強結果的可預期性，保障雙方在特定情況下的權益，減少因補償問題產生的糾紛。

最后，明確婚姻存續時間與婚后貢獻程度的衡量標準。由于《解釋二》第五條的主要據此裁量，因此雙方在制定財產約定時可將達成共識的衡量因素寫入協議。例如具體規定婚姻存續多少年算長，什么樣的行為或程度算婚后貢獻大等，把這些因素清楚量化地寫進協議，更能反映當事人真實意愿和合理預期，供日后法院裁判時有據可依。

總之，即使新規增強了法院裁量權，公證依然是夫妻財產約定中重要的保障措施。夫妻雙方應充分認識公證的作用和條款設計的重要性。當然，并不是每對夫妻都能嚴謹規范地制定財產約定，必要時可咨詢或委托專業律師。公證機構也應作出相應調整，參與約定的起草或修改，為當事人設計綜合配套的公證方案。

為什么公證突然失靈了？一是在于新規給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開了綠燈。《解釋二》第五條明確規定，無論夫妻間房產給予約定是否完成不動產登記，在離婚訴訟中，法院都可根據婚姻關系存續時間、共同生活及子女撫養情況、離婚過錯、對家庭的貢獻大小以及房屋市場價格等因素，對房產歸屬及補償進行重新判定。也就是說，即便財產約定已公證甚至房屋已過戶，法院也有權依據實際情況重新分割房產，這讓夫妻財產約定公證的效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過去，憑借約定公證和變更登記往往能讓財產歸屬塵埃落定。如今，法院不再受其絕對約束。

二是在于夫妻間房產給予行為的法律性質進行了調整。與以往司法實踐不同，《解釋二》第五條采用的表述為“夫妻間給予房屋”而非“贈與房屋”，將夫妻間的房產更名或加名行為適用規則與普通贈與合同規則相區分。這一調整體現了夫妻間財產給予行為是以婚姻關系的建立和存續為基礎的，不能機械套用一般的市場交易規則。新規弱化了依據財產約定公證一刀切式的房屋分配，以綜合貢獻程度來匹配財產分配。

三在于公證模式本身的局限性。解釋二第五條強調 “給予目的” 的重要性，但夫妻間房產給予行為常摻雜復雜情感因素。如一方為了維系婚姻、換取對方忠誠而贈與房產，或一方以加名作為結婚條件等。公證機構雖會詢問給予目的，但難以完全探究當事人內心真實意思。一旦婚姻出現問題，當事人可能以“給予目的未實現”為由，要求重新分配房產，導致公證的效力在“給予目的”的考量下變得不穩定。

以往根據民法典658條，經過公證的贈與協議不可撤銷，在公證機構受理中，也不會特別考慮夫妻綜合貢獻程度。而新規出臺后，即使贈與協議經過公證，如果綜合考慮上述因素，財產約定中涉及的房產也有被重新分割的可能性。

舉個例子。小張和小李婚前達成約定，在雙方登記結婚后，小張要將名下房產過戶給小李，同時辦理了財產約定公證。小張婚后按照約定將房屋過戶給了小李，結果小李不久就提出離婚，小張要求小李返還房屋。

這種情況下，小張的過戶行為顯然是以建立、維持婚姻關系的長久穩定并期望共同享有房產居住價值為基礎的。在此前，處理這類情況沒有明確依據，現在依據《解釋二》第五條第二款可以認定房屋仍歸小張所有。因為雙方婚姻存續時間過短且小張無重大過錯，因此即便雙方的財產約定經過公證，也只能提升小李得到房屋補償的可能性，不能完全依據約定內容判決房屋歸屬小李。

綜上可知，即使經過公證的夫妻財產約定，也無法完全避免被撤銷的風險。即使房產已完成轉移登記，法院仍可根據婚姻關系的實際情況重新分割房產。

那么新規下，夫妻財產約定公證還有用嗎？蔡律師認為，公證并非就此被完全架空。公證的核心功能并不在于完全保證財產分配的結果，而在于審查當事人財產給予的真實意思，確保法律行為的公平性與合法性。現新規既然明確了財產分配的考察因素，公證機構可從該方向進行機制優化，在辦理公證時充分告知雙方的行為后果，固定雙方的意思表示，避免一方因陷入錯誤認識處分財產繼而遭受損失。而普通人可以做的，則是在公證前對財產約定的具體條款進行調整，如明確給予目的是否以婚姻存續為前提、預設補償標準，婚姻解除時一方可收回房產等。具體應如何調整，我們后文再作詳細討論。

相關法規原文：

一、影響子女讀書嗎？

父母被法院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不會影響子女正常接受教育的權利，普通高校的報考是沒有影響的。但一種情況例外，失信被執行人的子女不能讀所謂的“貴族學校”。《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限制被執行人高消費及有關消費的若干規定》明確，限制被執行人子女就讀高收費私立學校。

二、影響子女工作嗎？

現行法律并未對失信人員子女的工作有任何禁止性規定，考公、考編同樣如此。但部分需要做背調的工作崗位。倘若家里有失信被執行人的，同等條件下或可能被篩選掉，尤其是涉及財產、金融的崗位或行業。

當然，若失信父母因拒執而受到刑事處罰的，可能會對子女考公考編、軍校警校就讀、入伍參軍等方面的政審環節產生不利影響。

三、對子女其他生活是否有影響？

最直接的影響是由于父母被限制高消費，因此買房、買車、家庭出國旅游之類的高消費行為就別想了。若子女是沒有生活來源的未成年人，同樣不能有任何高額支出。

除不能有高消費外，失信被執行人的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產及其他大額財產，不能明確說明來源于父母之外的，也可能因父母失信，被法院強制執行。

和案底不同的是，失信被執行人名單是可以撤銷的。 被執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或人民法院已執行完畢的；當事人達成執行和解協議且已履行完畢的；申請人書面申請刪除失信信息，人民法院審查同意的等其他法定情形，向人民法院申請，人民法院應當在三個工作日內刪除失信信息。

子女的未來并非會因父母失信而被判無期徒刑。雖然對子女的學業、求職生涯不會造成太過惡劣的影響，但父母行為的曝光同樣會為子女心理蒙上羞愧的陰影。子女不被連坐，失信被執行人也不應僥幸，早日執行，勇于擔當，才能為子女做出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