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影響子女讀書嗎？

父母被法院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不會影響子女正常接受教育的權利，普通高校的報考是沒有影響的。但一種情況例外，失信被執行人的子女不能讀所謂的“貴族學校”。《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限制被執行人高消費及有關消費的若干規定》明確，限制被執行人子女就讀高收費私立學校。

二、影響子女工作嗎？

現行法律并未對失信人員子女的工作有任何禁止性規定，考公、考編同樣如此。但部分需要做背調的工作崗位。倘若家里有失信被執行人的，同等條件下或可能被篩選掉，尤其是涉及財產、金融的崗位或行業。

當然，若失信父母因拒執而受到刑事處罰的，可能會對子女考公考編、軍校警校就讀、入伍參軍等方面的政審環節產生不利影響。

三、對子女其他生活是否有影響？

最直接的影響是由于父母被限制高消費，因此買房、買車、家庭出國旅游之類的高消費行為就別想了。若子女是沒有生活來源的未成年人，同樣不能有任何高額支出。

除不能有高消費外，失信被執行人的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產及其他大額財產，不能明確說明來源于父母之外的，也可能因父母失信，被法院強制執行。

和案底不同的是，失信被執行人名單是可以撤銷的。 被執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或人民法院已執行完畢的；當事人達成執行和解協議且已履行完畢的；申請人書面申請刪除失信信息，人民法院審查同意的等其他法定情形，向人民法院申請，人民法院應當在三個工作日內刪除失信信息。

子女的未來并非會因父母失信而被判無期徒刑。雖然對子女的學業、求職生涯不會造成太過惡劣的影響，但父母行為的曝光同樣會為子女心理蒙上羞愧的陰影。子女不被連坐，失信被執行人也不應僥幸，早日執行，勇于擔當，才能為子女做出榜樣。

債權人撤銷權成立的前提是債務人不當處分財產。但從本案展現案情來看，房屋購房款是女方家庭出資，而車子也是女方朋友實際購買。在兩個孩子撫養權均約定歸女方所有的情況下，男方約定房子歸女方個人所有，房屋貸款由女方個人承擔，屬于是雙方綜合考慮婚姻存續過程中雙方的貢獻程度、離婚后子女撫養問題、房屋及車輛等重要資產的出資來源等多重因素后所制定的分配方案，雖然男方是凈身出戶但并無明顯不當，現有證據無法證明債務人有逃避財產的主觀惡意，因此債權人無權要求撤銷。

從債權人角度反思，也可以看出夫妻雙方家庭如果內部串通，債權人利益是很容易受到侵害的。舉個例子，假設男方實際上亦有出資購房，只是男方在事先通過資金過橋或者現金取現方式設計成是女方家庭全部出資。這種情況下債權人顯然不可能證明上述事實，而夫妻雙方則通過上述方式規避了夫妻共有房產被執行的風險。因此債權人在出借款項時，最好還是讓夫妻雙方共同簽字確認，讓債務成為夫妻共同債務。

案情簡介：

張先生出借給鄒先生200萬元，后因鄒先生逾期未還，張先生將鄒先生訴至法院。訴訟過程中，鄒先生與配偶王女士登記離婚，雙方約定鄒先生支付女兒大學期間的生活費、學費以及未成年兒子的撫養費每月共計1萬元，雙方各自名下銀行存款歸各自所有，夫妻共同所有房產所有權歸女方王女士所有，該房屋全部剩余銀行貸款由女方個人負責償還，女方名下一輛小轎車，為女方單獨所有，男女雙方各自的私人生活用品及首飾歸各自所有，雙方無債權，男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以個人名義承擔、發生的債務屬于男方個人債務，由男方個人獨自承擔。張先生認為鄒先生與王女士夫妻感情很好，因鄒先生欠錢、房屋被查封，雙方才離婚。鄒先生凈身出戶，系惡意逃債轉移財產的行為。因此訴至法院要求撤銷離婚協議書中有關財產分配和鄒先生支付撫養費的約定。

庭審中，鄒先生稱，案涉房屋的購房款是王女士的家人支付的；車輛指標屬于王女士所有，王女士將原有車輛變賣后幫鄒先生還債，保留的車牌出租給了朋友，車是朋友購買的。離婚時雙方名下各自都沒有多少存款，大女兒在上大學，兒子在上小學，且王女士退休金很低只有二千多元，王女士每月要還四千多元的住房貸款，所以就約定了相關生活費和撫養費，故不同意原告的訴訟請求。

王女士稱，鄒先生所述屬實，房屋是王女士的母親和姐姐打款購買；車輛原系一大眾，后變賣車輛償還了對張先生的欠款，指標出租給朋友；王女士賬戶中的錢是哥哥存入的，準備給母親做手術，也被凍結，延誤了母親的治療，雙方才離婚。

鄒先生和王女士提交了房屋買賣合同、轉賬記錄、銀行賬戶明細、學生證、退休證、病理檢查報告、車輛指標租賃協議、機動車銷售統一發票、銀聯小票、機動車保險投保單等證明上述事實。

法院觀點：

法院經審理認為，綜合考量涉案房屋購房款來源、房貸償還情況以及車輛的購買價值、購買年限、離婚時子女撫養情況等因素，不足以證明涉案房屋屬于鄒先生與王女士的夫妻共同財產，且張先生提交的證據難以認定雙方協議將涉案房屋、車輛歸王女士一人所有的行為存在逃避債務履行的目的。另外，有關生活費、撫養費、銀行存款的約定，也不屬于鄒先生無償處分財產權益的行為。法院最終判決駁回了原告張先生的全部訴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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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案例：海淀區人民法院公眾號?《債務人離婚時“凈身出戶”，債權人能否要求撤銷？》

本案與一般分手后要求返還戀愛花銷贈與的案件不同之處在于本案被告承諾過會返還。一審法院認為該承諾是被告的真實意思表示，未違反有關法律規定，故被告應當履行承諾返還相關款項。二審法院則認為承諾效力應當按照贈與性質來確定，即以結婚為目的附條件贈與應當返還，一般的戀愛花銷無需返還。換言之，二審法院認為只有贈與本身可以撤銷承諾才有效，如果贈與本身就不能撤銷，那承諾同樣也沒有效力。按照這樣的觀點，實際上本案是否存在過承諾，根本不影響本案最終的結果。

從法律角度來看，以撤銷贈與為由要求返還款項，和要求履行承諾為由要求返還款項系基于不同的法律關系，兩者依據的是不同的請求權基礎，前者是贈與合同關系，而后者是一個新的合同關系。

事實上，一審法院依據認為承諾是一個新的合同支持返還實際上并沒有明顯不當，無非是法律適用上的分歧。或者說是價值觀的分歧（到底承諾之后能否反悔）。

當然，如果認為這個承諾實際上也是新的贈與合同關系（受贈人在接受贈與后，又重新將財產贈與給贈與人），那等于承諾人也可以行使任意撤銷權。那最終是否應該返還款項，就還是回到了能否撤銷贈與的問題上，這是不是太繞了。

蔡律師個人其實不太認同二審法院判決。其一在沒有外力逼迫或脅迫的前提下，一方自愿承諾返還戀愛期間對方贈與，這應不違反公序良俗，該承諾實質上也無認定為無效的法律依據及事實空間，如此就應遵循當事人當時真實意思表示。二審法院卻憑空拋開被告承諾而去直接分析贈與行為的性質然后作出判決。判決中就丟下這么一句話“其基于情侶特殊身份關系所作出的承諾效力應取決于承諾內容的法定性，而非單純的承諾行為本身，因此對上述贈與轉賬最終是否應全部予以返還，還得按照贈與行為的性質來確定。”，這到底啥意思呢，蔡律師反復翻讀幾遍，百思不得其解。這樣的案件會讓原告律師非常狼狽的，因為收到判決前他肯定不會研判到二審法官竟然是這種判案邏輯。

案情簡介：

2022年5月25日,原被告通過交友平臺相識并確定戀愛關系，由于雙方屬于異地交往，僅見面三次，故雙方通常以網絡聊天，直播平臺互動等方式來維持戀愛關系。

交往期間，被告多次以買東西、代付欠款和娛樂消費等理由向原告索要錢款，為維系雙方的戀愛關系,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通過微信和支付寶等方式向被告轉賬支付相應款項,2022年8月2日至2024年6月23日期間，原告通過微信和支付寶轉賬向被告支付款項共計83847.71元。期間，被告向原告轉賬3150元。后被告向原告提出分手并多次作出還款承諾,其承諾會向原告返還雙方交往期間，原告向被告支付的所有款項。2024年8月8日，被告通過微信向原告發出消息：“你同意分手就行，到時候我會算一下你這兩年給我轉了多少錢。包括你讓我去找你，你給我轉的，還有你來找我，給我轉的，然后一起花的，我都會算成我的，我不會占你一分。”此后原告多次催促被告還款均無果，2024年11月，原告起訴至法院，訴請如前。

一審法院觀點

本案中原告為維護與被告的戀愛關系而向被告多次轉賬，應認定為對于被告的贈與。但雙方分手之后,被告承諾返還戀愛期間原告向被告支付的所有款項（包括雙方見面時用于共同消費的款項），系被告的真實意思表示，且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符合有效民事法律行為的構成要件。被告至今未履行還款義務，已構成違約，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故對于原告訴請的要求被告返還在雙方交往期間原告通過微信和支付寶轉賬給被告的款項，應予以支持。但從公平角度出發，對于被告向原告轉賬的3150元應予扣除，故被告應向原告支付80697.71元（83847.71-3150）。

二審廣西來賓中院觀點

雖然在雙方爭吵分手時的對話中上訴人曾自稱要全部予以返還，但對此不論理解為自認也好承諾也罷，其基于情侶特殊身份關系所作出的承諾效力應取決于承諾內容的法定性，而非單純的承諾行為本身，因此對上述贈與轉賬最終是否應全部予以返還，還得按照贈與行為的性質來確定。

根據個案情況并結合雙方的收入水平、消費理念、交往程度、贈與目的以及考慮到上訴人有一定的感情投入等因素，本院酌定在被上訴人向上訴人的轉賬中，1000元以下的轉賬屬于一般性質的贈與，這些贈與已經交付的，不應予以返還；而對于1000元以上的轉賬，除帶有增進感情目的的備注及轉賬金額的數字本身帶有特殊含義以外，均推定為被上訴人系以維持身份關系或以結婚目的作為條件的附條件贈與，現雙方戀愛關系已經終止，該贈與目的未能實現，則這些贈與應當予以返還。經統計，符合返還條件的贈與共計25筆，合計人民幣38400元（詳見附表），應由上訴人向被上訴人予以返還。同理，在上訴人轉給被上訴人的3150元中，亦有2000元屬于1000元以上較大金額的轉賬，也應從其需返還的38400元中予以扣除，扣除后上訴人實際應返還給被上訴人的金額為36400元，同時依法支付該錢款使用期間的資金占用費。

索引案例：(2025)桂13民終177號民事判決，以上涉及名字均為化名

一、向公安機關報案

被盜用人可根據自己掌握的身份證被盜信息向公安機關報案，由公安機關立案調查，證實實際貸款人不是本人。

二、與盜用人交涉

告知其盜用他人身份貸款是違法行為，明確自己已向警方報案，若拒不配合則需承擔刑事責任，根據不同情形可被判為盜竊罪、盜用身份證件罪或詐騙罪等，敦促其自覺履行還款義務。

三、向網貸平臺說明情況并拒絕還款

查明網貸平臺后可向其告知身份證被盜用情況，要求變更貸款人或停止發放貸款。如果平臺拒不配合，出現威脅恐嚇等催收手段，可收集證據向當地銀保監會或者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舉報該網貸平臺，或向法院起訴，主張網貸合同無效，自身不承擔還款義務。

四、修復個人征信記錄

被盜用身份信息進行網貸后，個人征信可能會受到影響。若發現自己征信記錄出現非個人原因導致的逾期等不良記錄，可以收集相關證明材料向央行征信中心提出異議申訴，經核實后，不良的征信記錄可以撤銷。

以下分享幾個因冒名貸款而被判需承擔刑事責任的實際案例：

案例一：盜竊罪【（2020）豫0482刑初373號?】

被告人董帥超與被害人樊某系男女朋友關系。董帥超在其出租屋趁樊某睡覺之際，冒用樊某名義，分兩次在樊某的手機上通過支付寶網商平臺貸款共計2.5萬元，并隨即轉至其支付寶賬戶，后刪除貸款記錄和轉賬記錄。樊某收到還款短信提醒后詢問董帥超并催促其還款，董帥超稱無力歸還，樊某遂報警。

法院認為，被告人董帥超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竊取他人財物，數額較大，其行為構成盜竊罪。被告人董帥超在盜竊犯罪中獲得的財物，責令退賠給被害人。

案例二：盜用身份證件罪【?（2019）魯0683刑初294號】

被告人王某利用與張某某業務往來的機會，盜用張某某的身份證原件辦理農業銀行卡一張（戶名張某某）。2017年8月至2018年12月期間，被告人王某在其家中盜用張某某身份證照片以及銀行卡、手機號等信息，在四家網絡貸款平臺，先后辦理網絡貸款31筆用于個人消費，合計62178元。2019年1月7日張某某報案。

法院認為，被告人王某盜用他人的居民身份證辦理銀行卡、手機卡，并申請網絡貸款，情節嚴重，其行為侵犯了國家對依法可以用于證明身份的證件的管理制度，構成盜用身份證件罪。

案例三：詐騙罪【(2021)遼0102刑初598號】

法院認為，現有被害人高某、任某1的陳述以及轉賬記錄等材料能夠證實被告人徐銀鴻在與被害人處對象期間，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利用被害人身份在手機APP上貸款，并將貸款轉至被告人賬戶內。被害人任某1又證實被告人徐銀鴻曾編造謊言欺騙其進行活體認證。被告人徐銀鴻亦供述其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利用被害人身份通過手機APP貸款，將貸款轉入其個人賬戶用于還貸、消費等支出。被害人高某的陳述以及轉賬記錄能夠證實被告人徐銀鴻虛構事實騙取被害人高某財物。被告人徐銀鴻亦曾供述其虛構事實對被告人高某事實詐騙的犯罪事實。上述證據能夠相互印證，足以認定被告人徐銀鴻事實盜竊及詐騙的犯罪事實。

一、辦卡有“冷靜期”。七天內反悔可以無理由退款本金，但有例外情形。

根據《解釋》第十四條，消費者自付款之日起七日內請求經營者返還預付款本金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消費者訂立預付式消費合同時已經從經營者處獲得過相同商品或者服務；（二）消費者訂立預付式消費合同時已經從其他經營者處獲得過相同商品或者服務。

舉例：小李剛辦完健身卡第二天就后悔了，此時他可以直接申請退款。但有兩種情形例外：一是小李之前已經體驗過該健身館的服務，當下覺得不錯便辦卡，但第二天又反悔了，此時無法退款。二是小李家附近有兩家健身館，他在A館的會員過期后又到B館辦了會員，此時若想退款同樣不被支持。

《解釋》規定七天無理由退款的目的是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兩種不支持退款情形的相同邏輯都是消費者已經有過同類服務或商品消費經驗，對該類服務有了一定的認知和預期，因此再次消費不再受“冷靜期”保護。還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七天無理由退款只退本金不退利息，因為該情形為消費者主動解約。若是商家違約如跑路等，則消費者可主張退本金及利息。綜上，消費者在初次購買某類服務時，有“試錯”的機會，若不符預期可七天內無理由退款；若是消費過的服務，則需評估自身需求后再謹慎購買。

二、辦卡“霸王條款”明確無效，遇到經營者惡意不提供服務情形可主張解約。

《解釋》第九條、第十三條中，明確列舉了消費者可以依法主張無效格式條款的類型及有權依法解除合同的情形，該二項規制了“霸王條款”，明確了預付消費模式中退卡、退款糾紛的裁判標準。

舉例：【第九條】消費者依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六條、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條等法律規定，主張經營者提供的下列格式條款無效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一）排除消費者依法解除合同或者請求返還預付款的權利。

即“本卡一經售出概不退款”“退卡需支付手續費”等條款無效。

（二）不合理地限制消費者轉讓預付式消費合同債權。

即“本卡不得轉讓”“轉卡需支付手續費”等條款無效。

（三）約定消費者遺失記名預付卡后不補辦。

即“卡片遺失不補辦”“補卡需支付全額工本費”等條款無效。

（四）約定經營者有權單方變更兌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務的價款、種類、質量、數量等合同實質性內容。

即“本店有權隨時調整服務價格”等條款無效。

（五）免除經營者對所兌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務的瑕疵擔保責任或者造成消費者損失的賠償責任。

即“因設備故障等原因導致服務停止，本店不承擔賠償責任”等條款無效。

（六）約定的解決爭議方法不合理增加消費者維權成本。

即：“爭議需提交經營者所在地法院管轄”“爭議需通過某地仲裁機構解決”等條款無效。

（七）存在其他排除或者限制消費者權利、減輕或者免除經營者責任、加重消費者責任等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情形。

該條款為兜底條款，涵蓋所有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條款。

【第十三條】消費者請求解除預付式消費合同，經營者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一）變更經營場所給消費者接受商品或者服務造成明顯不便；

如經營者“遷店”造成消費者明顯不便、“轉店”未經消費者同意的情形。

（二）未經消費者同意將預付式消費合同義務轉移給第三人；

如消費者在A店辦了健身卡，該店在未經消費者同意下將合同義務轉讓給B店的情形。

（三）承諾在合同約定期限內提供不限次數服務卻不能正常提供；

如消費者在某健身房辦了不限鍛煉次數的年卡，該店因自身問題無法提供服務的情形。

（四）法律規定或者合同約定消費者享有解除合同權利的其他情形。

除上述情形外，第十三條還規定因身體健康等客觀原因導致合同顯失公平的，消費者有權解除。例如，因病重長期住院不再需要健身服務或養老服務等，要求解除合同的，法院應予支持。

三、“卷款跑路”也能追責，經營者需承擔懲罰性賠償乃至刑事責任。

《解釋》第二十三條規定，經營者收取預付款后終止營業，既不按照約定兌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務又惡意逃避消費者申請退款，構成欺詐的，應當依法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涉嫌刑事犯罪的，應當將犯罪線索移送公安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舉例：根據涉預付式消費典型案例五，“職業閉店人”以虛假材料注銷公司的，應依法向消費者承擔民事責任。小李系某公司名下健身房充值會員，該店閉店時其仍有8260元未消費，劉某為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東。劉某將某公司股權全部轉讓給薛某，隨后薛某申請注銷某公司。薛某稱已將會員轉給另外一家美發店，小李不同意去美發店消費，遂起訴請求薛某返還剩余預付款8260元。法院認為，薛某通過“閉店”牟利，其在明知有大量會員債權未進行清算的情況下，仍向市場監管部門申請注銷公司，屬于未經依法清算，以虛假清算報告騙取公司登記機關辦理法人注銷登記的行為。王某有權主張薛某對公司債務承擔相應民事責任。

“卷款跑路”“職業閉店”在實踐中主要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出謀劃策，通過安排“背債人”等方式幫助經營者逃債，并通過收取經營者支付的報酬獲利；二是直接參與經營，利用店鋪原有的客戶資源，以抽獎、充值返現等噱頭誘騙消費者繼續充值，收到預付款后閉店，“卷款跑路”，后者通常涉嫌詐騙罪等刑事犯罪。《解釋》通過嚴肅追責打擊遏制商家“卷款跑路”行為。

四、舉證責任倒置，明確經營者提交其控制證據的責任。

預付式消費合同文本或者記錄消費內容、次數、金額及預付款余額等信息的證據通常由經營者控制，消費者面臨“舉證難”的問題。《解釋》第二十五條規定，如果經營者控制上述證據卻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交，可以根據消費者的主張認定爭議事實。

舉例：商家聲稱小李健身卡內余額已用完，卻拿不出記錄，小李主張還有余額時，法院會根據小李的主張認定爭議事實。

該項實際為強化經營者義務，要求經營者主動簽訂書面合同或留存相關消費記錄，否則產生爭議時法院將按有利于消費者的原則進行解釋。

除以上提及條例外，該《解釋》其他條例同樣著力為消費者解決追責主體認定難、退卡難、轉卡難的相關問題，消費者在進行預付式消費時可以合理運用。蔡律師在這里給出幾項實用建議。

1.消費前三查：一查營業執照真實性，二查經營者口碑信譽，三查合同內容是否包含霸王條款。同時善用“七天冷靜期”，理智辦卡。

2.消費時保留相關證據，如付款憑證，合同原件，與商家溝通記錄及商家宣傳資料等，注意每次消費余額變動是否正常。若需轉卡則通知商家即可，但需注意計時卡（如不限次數健身年卡）不得拆分給多人適用。

3.消費后若產生糾紛，可協商、投訴、起訴三步走，通過援引《解釋》相應條例，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案涉借款雖是在離婚后男方單獨貸出，但相關合同均系女方與男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共同簽訂，債權債務關系實際發生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故應當認為雙方有共同借款的合意，因此女方仍然需對男方在離婚后的貸款承擔共同還款責任。

值得一提的是，法院在本院認為部分特地提及“未到銀行主動披露離婚事實”。由此也可以推出，如果本案女方及時向銀行披露離婚事實，本案或許會是完全不同的結果。

案情簡介：

小美和前夫在婚姻存續期間，為了家庭經營，小美和前夫共同在《某銀行小額信用貸款申請調查表》《個人征信業務授權書》上簽字確認，《某銀行小額信用貸款申請調查表》載明授信期限5年，授信額度10萬元。一周后，小美前夫作為借款人與某銀行最終簽訂了循環信用貸款合同。

后來兩人感情破裂離婚，小美本以為各自安好，卻沒想到前夫繼續使用該筆循環信用貸的額度，貸款10萬元逾期未還，銀行追討借款時，將小美作為共同被告一同訴至法院。

后一審法院支持了銀行的請求，小美遂上訴至贛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贛州中院觀點

小美在與前夫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共同簽訂了《小額信用貸款申請調查表》《個人授信業務授權書》，雖非借款合同本身，但系作為今后訂立借款合同的意向。且從前夫與銀行簽訂循環信用貸款合同的時間來看，三份文書的簽訂時間間隔不足一周，可以認定借款合同的簽訂系小美與前夫的共同意思表示，雖然貸款發生在離婚后，但債權債務關系是基于離婚前簽訂的合同產生，二人離婚后小美也未到銀行主動披露離婚事實。故綜合以上因素考慮，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索引案例：贛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眾號，以上涉及名字均為化名

蔡思斌

2025年3月17日

故事的開始源于2023年10月，英國南威爾士塔爾伯特港大規模裁員。當最后一座鋼煉高爐關閉，成百上千的家庭失去了主要生活來源，不得不透支信用卡以支撐日常。數千名失業工人在街頭掩面哭泣，目睹了這一幕的邁克爾·辛決定做點什么。他發現在金融市場上，銀行和金融機構會將債務打包成金融產品交易給第三方公司，而貧民債務通常被認為存在較高違約風險，從而被認定為不良資產，因此市場交易價格大幅下降。據此，邁克爾成立了一家債務收購公司，用十萬英鎊價格與銀行交易，買下這些價值一百萬英鎊的債務。購買后，他并沒有向債務人追債或轉手倒賣，而是直接將這些債務注銷，民眾的債務得以清零。

相信大家看到這則新聞也是深受感動，公眾人物的一筆小錢可能就能拯救債臺高筑的百千民眾。話題轉回國內，實際也存在銀行將不良債務低價出售給第三方公司的現象，像華融、信達等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就是設立來專門處理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債務的。乍一看以十萬價格出售價值百萬的債務，金融機構是不是很虧？其實機構都會對這些債務資產進行風險評估，若債務人的還款能力較差，則這些債務會被視作“爛賬”，既然大概率無法收回了，還不如低價打包拋售給第三方公司，這樣至少能迅速回籠資金。

國內第三方公司買下這些債務后并不會和邁克爾一樣做慈善，而是向債務人追債，或是再次轉手出售。債務人債權背后的抵押物才是真正的盈利點，比如花幾百萬購入某人的債權，其債權的抵押物可能是價值千萬的房產。這時候，第三方公司可以向債務人協商，告訴他只需要還債務的五成就能幫他清償債務，有的債務人說不定就還了。當然，如果能還得這么輕易也不會被視為爛賬了，所以第三方公司還有一招，向法院起訴。通過申請拍賣債務人的抵押物以償還欠款，拍賣所得減去收購不良債務的成本還是賺的。至于銀行為什么不自己去申請拍賣，原因是拍賣過程太長，長期以來不良率就會很難看，還不如轉交給第三方公司處理，至少虧損還能用別的業務盈利，而不良率則不能。

那么債務人自己成立一個公司回購自己的債務自救行不行？2022年出臺的《財政部關于進一步加強國有金融企業財務管理的通知》明確，金融機構所處置的不良資產不得折價轉讓給該資產原債務人及關聯企業等利益相關方。所以，債務人回購自身不良資產是違法的。但可以與掌握債權的第三方公司協商談價、讓擔保人受讓擔保債權再議價償還、積極利用國家債務重組政策等，都是合法自救途徑。

社會上確實存在許多民眾為生存不得不求助貸款并且最終陷入無力償還債務的困境。邁克爾在接受新聞采訪時表示：“我這么做，也不是為了要別人覺得我有多偉大。我只是希望全社會能動員起來，想想辦法，改變現在這種不公平的狀況。”他利用金融規則拯救他人，確實是不可多得的民間英雄。對于國內深陷債務的普通人，與其等待奇跡出現，不如趁早自救，早日擺脫負債的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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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投資出借資金時，往往因法律意識薄弱而疏忽擔保責任的效力需要由書面合同確認，不少人也趁機鉆空子，通過在微信聊天、電話通話中多番保證“資金一定安全”“保證對方還款”“我給您擔保”等話術以蒙騙過關。根據《民法典》第六百八十五條的規定，保證合同應當采用書面形式。本案中，雖出借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記錄中顯示擔保人曾有“擔保”的表達，但并未明確約定當借款人不歸還本金時由擔保人歸還，亦未對保證的具體內容進行約定，也無雙方電子簽章。因此，一二審法院均認為出借人與擔保人之間的約定不符合保證合同的構成要件，不支持出借人要求擔保人承擔擔保責任的主張。

微信聊天承諾擔保實質上為通過及時通訊媒介進行的口頭交流，不符合書面形式的要求，而該微信聊天也不具備擔保內容的完備性，因此不屬于擔保法意義上的保證。因此，如果出借資金時需要擔保，必須要求采用書面擔保合同形式，同時載明法律要求的擔保內容，才能起到讓擔保人承擔擔保責任的作用。

案情簡介：

2021年8月，王小英經同事介紹與林小青相識，雙方協商經營加油卡事宜。林小青稱其與黃小忠合作，由黃小忠承擔風險并經營，林小青從中抽取差價。王小英因不認識黃小忠，要求林小青承擔風險，林小青同意并承諾保障本金安全。

2021年9月，王小英轉賬9萬元給林小青，林小青隨后將資金轉入中宴能源（浙江）有限公司賬戶。隨后王小英與林小青簽訂《聯合經營協議》，約定王小英注資9萬元，由林小青代為收款并投入中宴能源，林小青保證本金安全并支付收益。

2021年11月，黃小忠告知林小青資金被挪用，林小青于微信中向王小英承諾“放心，李隊說了，本金退給我們。”2021年12月，王小英要求林小青督促黃小忠在2022年1月前付清剩余款項，否則起訴。王小英在黃小忠不還款后協商要求林小青承擔擔保責任，最終協商未果，訴至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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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法院觀點：

原、被告的《聯合經營協議》約定原告要退回本金，由林小青轉告中宴能源（浙江）有限公司，林小青收到中宴能源（浙江）有限公司退回的本金如數退回王小英，雖然約定“乙方必須保證甲方注入的本金安全”，但并沒有約定黃小忠（中宴能源（浙江）有限公司）不歸還本金時，由林小青歸還。因此，原、被告之間關于“保證資金安全”的約定并不符合保證合同的構成要件。被告在微信中向原告提出用車位或房屋抵債，但最終未達成抵債協議，原告提出被告林小青對本案債務承擔一般保證責任的主張，于法無據，依法不予支持。

二審龍巖中院觀點：

對于保證合同的訂立形式，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六百八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保證合同當事人可以選擇在主合同外另行訂立保證合同，也可在主合同內附帶保證條款，但均不得脫離書面形式。本案中，雖然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在《聯合經營協議》中約定了“乙方（即被上訴人）必須保證甲方（即上訴人）的本金安全”這一條款，但是，該條款并未明確約定當黃小忠不歸還本金時，由林小青歸還，并不符合保證合同的構成要件。對于被上訴人林小青在和連某及上訴人王小英的微信聊天中，就案涉債務有做出過“擔保”的表達，但并未約定當黃小忠不歸還本金時，由林小青歸還，亦未對所謂“擔保”的方式、范圍等具體內容進行載明，更無雙方當事人可靠的電子簽章。因此，微信聊天記錄的內容并不符合保證合同的構成要件，并不能成為據以認定保證合同成立的適格的數據電文。此外，雖然在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催還本金后，被上訴人在微信中曾向上訴人提出用車位或房屋抵債，但雙方最終亦未就抵債事宜達成協議。基于上述情況，一審法院認定林小青對案涉債務不承擔一般保證責任并無不當。

案例索引：(2022)閩08民終1164號，以上均為化名。

首先應明確，夫妻共同債務是如何認定的？我國的夫妻共同財產制度使得家庭產生的債務通常被視為夫妻共同債務。《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條第一款規定：“夫妻雙方共同簽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認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負的債務，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以個人名義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的債務，屬于夫妻共同債務。”第二款規定：“夫妻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以個人名義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的債務，不屬于夫妻共同債務；但是，債權人能夠證明該債務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或者基于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夫妻共同債務是基于夫妻家庭共同生活的需要，對共有財產的管理、使用、收益和處分而產生的債務。判斷夫妻共同債務的關鍵點在于因家庭共同生活而舉債，該標準符合婚姻法中的家庭基本職能定位，有利于維持家庭共同體的生存、合作與發展，是婚姻法社會屬性的體現。同樣，在司法實踐中會充分審查欠債的原因、目的和用途，才能對各種復雜的以夫妻一方名義所欠債務的性質做出準確的判斷。

也就是說，非舉債方想要避免配偶單方債務被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需要進行債務隔離。以下蔡律師列舉一些能一定程度上降低“被負債”風險的債務隔離方式：

1、拒絕簽字。非舉債方應避免在債務協議書、借款合同上簽字，不論是以借款人、保證人、還是見證人的身份，都不能輕易簽名。

2、賬戶獨立。非舉債方應避免使用自己名下的銀行賬戶、支付寶、微信接收配偶個人借貸的款項，也不要用以自己名下賬戶幫助配偶還款。

3、經濟獨立。非舉債方應盡量避免家庭日常生活開銷依賴于配偶，尤其是大宗資產、奢侈品的購置等生活大額開銷。

4、就職獨立。非舉債方應盡量不參與配偶方企業的經營，謹慎擔任相關職務。

5、簽訂協議。若夫妻雙方為分別財產制，則應在舉債方借款合同成立之前以書面形式向債權人披露夫妻實行分別財產制的信息。

6、若非舉債方收到舉債方貸款平臺聯系，可直接掛斷拉黑處理，避免透露自身個人信息及與舉債方的關系。

7、若是雙方因債務問題難以維持夫妻關系走向離婚，則離婚協議應明確各自債務責任。如非舉債方因對方以個人名義舉債而涉訴并擔責，則有權就所承擔的全部債務向對方行使追償權。

8、若雙方因債務問題涉訴，則非舉債方應積極收集債務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產經營的相關證據。如證明舉債方的借款主要用于個人生產經營活動，未用于家庭生活，遠超生活所需，非舉債方也未從中受益，或與債權人確認非舉債方對債務不知情等。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對外借款責任承擔問題的會議紀要》明確，夫妻一方有證據證明或者根據人民法院已查明的事實可以認定借款非用于日常生活開支、履行撫養和贍養義務等家庭共同生活或者家庭生產經營的，應認定為夫妻借款一方的個人債務。

2022年2月，楊某打算經營零食店，因資金不足，便動員好友張某加入投資，并承諾“賺了大家分，賠了算我的”，張某欣然答應。隨后，張某出資3萬元用于購買設備，楊某出資2萬元用來租房。二人口頭約定由楊某自主經營，張某不參與店鋪管理及決策，楊某每月需向張某分紅1500元。其間，楊某先后四次共支付給張某6000元。后因店鋪經營不善，楊某未按時支付“分紅”給張某。投資期滿后，張某依據先前承諾，多次要求楊某退還其3萬元投資款，但楊某稱二人屬于合伙關系，張某投資的3萬元已經全額虧損，沒有義務退還張某的投資款。多次協商無果，張某遂將楊某訴至法院。

法院審理后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是在楊某作出“賺了大家分，賠了算我的”的承諾下，雙方之間的法律關系究竟是合伙投資還是民間借貸。根據民法典規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貸款人借款，到期返還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合伙合同是兩個以上合伙人為了共同的事業目的，訂立的共享利益、共擔風險的協議”。本案中，原告張某與被告楊某雖然口頭約定3萬元為合伙投資款，但被告楊某自主負責經營事項，原告張某僅支付3萬元投資款，并不參與實際經營，采用固定分紅方式收益，雙方的約定不具備共同經營、共享收益、共擔風險的投資合作特征，實際真實意思表示的性質應屬于民間借貸關系。且在訴訟中，被告未提交其他證明存在合伙關系的證據。本案法律關系應當按照民間借貸關系予以處理，雙方約定的固定分紅本質上屬于利息。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五條第一款“出借人請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約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但是雙方約定的利率超過合同成立時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四倍的除外”之規定，法院依法判決被告楊某向原告張某返還借款3萬元；利息參照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四倍計算為8280元，扣減掉已經支付給原告的6000元，還應支付2280元利息。

■法官提醒

　　現實生活中披著“合伙投資”外衣的民間借貸行為比較多見。合伙與借貸分屬兩種不同的民事法律行為，所產生的法律效果也不同。司法實踐中，區分二者需把握以下幾點：第一，合伙具有共同出資、共同經營、共享收益、共擔風險的特征；第二，無論借貸關系中的借貸人使用借款是否存在收益，均應按照雙方約定到期還本付息；第三，對于“名為合伙，實為借貸”的情形，不應拘泥于協議名稱，而應綜合考量協議達成的背景、協議內容、履行過程等，綜合分析來認定當事人之間的民事法律關系。

因此，當事人在簽訂合同時，要明確體現個人真實意思表示，清晰界定合同關系，確保合同內容與合同名稱真實一致。如果想要合伙，應當簽訂合伙合同，明確合伙重要事項，仔細審查協議條款，避免陷入投資陷阱；如果是借款收息，借貸雙方應簽訂借款協議，最好對借款期限、支付利息等形成書面記錄，留存相關證據，以免后續產生不必要的糾紛。

來源：人民法院報